接上文
馬龍：這根本就是一種「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一種心理操縱的形式，讓受害人逐漸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力、感知力或判斷力），對這些人來說，這完全是壓抑。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嗎？作為一名醫生，我覺得這根本就是錯誤的。我們不僅損害了人們的身體健康（還壓抑了他們的心理）。（正確的做法是）我們可以去爭論他們的症狀與疫苗是否相關，（而）這就是（反對者）投訴這篇論文的實質，（反對者認為）論文結論無法用這種類型的數據庫來證明。但是這些人，這些病人有症狀，他們經歷了某些症狀，而他們的問題卻無法得到任何解決。他們被告知，這都是他們的腦袋裏的想法，他們是瘋子。這是不對的。在這種情況下，現在我們在社會上所作所為的後果，（實際上）是由恐懼（而非理性）驅動的。我們由於對這種病原體的恐懼，而使自己有點瘋狂。
如果事實證明伊維菌素安全 疫苗卻不完全安全 政府信譽呢？
我感染過COVID 病毒，感染了很長時間，COVID 病毒改變了我的身體狀況。
我做運動時，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有耐力了。但我沒有死，我已經61 歲了，我屬於中度風險組。但我們對COVID 病毒的恐懼，幾乎就像伊波拉病毒（Ebola）在西非爆發時，非洲人對伊波拉病毒的恐懼那樣。這促使我們不惜損害我們的一些基本價值，包括（對我的）這種審查手段。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不知道會是甚麼樣子。最終，我們會渡過這個難關，但新冠病毒深刻地影響了社會。對於這種信息審查、我們在其中的所見所聞、以及其所造成的長遠影響，那些正在經歷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深感不安。
楊傑凱：當我思考你所說的話的時候，真正讓我震驚的一件事是，當你被不准調查，或不准對你提到的問題進行公開討論時，這實際上助長了各種各樣陰謀論的產生，不管這種陰謀論來自何方，持何種政治立場，（ 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人們不知道真相。但人們知道，他們所看到的有點不對勁。（因為）只有一種敘述。
馬龍：人們經歷了一些事情（疫苗接種不良反應），他們的朋友也經歷了一些事情，但他們卻被告知他們不可能有這些事情（疫苗接種不良反應）。我知道這些事情，所以我在我的LinkedIn 舊帳戶上貼了一些東西，現在已經被刪除了，這個帖子對LinkedIn 來說，傳播速度是病毒式的，帖子獲得25,000 個讚，這對LinkedIn 來說很罕見。我得到了近6,000 聯繫人，但通常，我的LinkedIn feed上大約只有2,000 個聯繫人。
因此，這個帖子像病毒一樣傳播。我（在帖子裏）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事實證明伊維菌素是安全的，有治療作用，而疫苗被明卻不是完全安全的，那麼公眾對公共衛生系統的信任，會發生甚麼影響？」這個帖子引起大量的回應。現在，我選擇不為這個凳子（公共衛生系統失信於大眾）添加第三條腿，也就是關於實驗室洩漏假說的爭議，實驗室洩漏是另一個被（社交媒體）無情刪除和審查的例子。現在實驗室洩漏假說已經走向前台，值得這麼做，正如現任總統尋求對此進行明確調查所表明的那樣。
如果其中任何兩個或三個成為現實（ 疫苗有副作用、伊維菌素是安全的、病毒是武漢實驗室洩漏出來的），我認為這三個都有可能，在我看來，這只是我的觀點，就公眾對世界公共衛生系統的信任而言，我們將何去何從？我不知道答案。我從人們那裏得到這個開放式問題的反饋是，很多人說：「我們不能再相信政府了，我們不能相信世界衛生組織了。」
有人無法相信疫苗 整個都是為了藥廠利益鏈？
作為一名疫苗學家，我從一開始就對疫苗開發企業的「極速計劃」（Warp Speed ） 感到恐懼。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研究疫苗，我在28 歲時發明了mRNA 疫苗技術。在此之前，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參與了愛滋病疫苗的開發。自1983 年以來，我的整個生涯都集中在疫苗方面。
我一直擔心，匆匆忙忙推動這個（「極速」）計劃，最終可能會出現問題。如果你想走捷徑，急於求成，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怎麼可能不出現問題？整個疫苗事業和兒科疫苗會發生甚麼，這些都是公共衛生的基本基石。
如果我們能夠證實那些被稱為「反對疫苗接種者」（anti-vaxxers）（對疫苗）的批評……「反對疫苗接種者」這個詞是一種過度簡化的貶稱，我們在給他們貼上標籤，並通過這樣的標籤，排除整個辯論和討論。
但是，如果能夠證實他們的說法是正確的，他們說藥廠、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以及政府在疫苗問題上草菅人命。有人給我寫信說：「我不會再給我的孩子接種疫苗了，我無法相信疫苗，整個都是為了藥廠的利益鏈。」
有一天，我在Highwire 接受採訪時，聽到了一個有趣的統計數字。
歷史上，自我認定的「反對疫苗接種者」基本上約佔人口的3%。根據他們的最新調查，自我認同為「反對疫苗接種者」的人口比例，已經上升到40%。
為何把我排除在LinkedIn之外
因為我一直謹慎地、負責任地提出擔憂和問題，並試圖參與討論，但把我排除在LinkedIn 之外，刪除了討論信息，這又是怎麼回事？
我是真正的（內行），你不能說我不是專家，可能會有人稱我是專家。但是，當你阻止我與人們的溝通交流時，更不用說所有其他人（主動）聯繫我說：「嘿，我甚至不能說你一直在講的事情，所以（你得）為我說話。」現在他們甚至不能讓我為他們發聲，這讓人深感不安。如果我們不能討論，就不能發現科學真相。
旁白： 在馬龍博士的LinkedIn 帳戶被限制後，他提交了一份上訴，並收到了一份回覆，稱他關於疫苗安全的幾個帖子違反了LinkedIn 的政策，「分享內容含有誤導或不準確信息」。此後，他的帳戶被恢復了。但鑒於審查制度，他說他將把他的大部份討論，搬到Twitter 和他的個人網誌上。
楊傑凱：羅伯特，除了你所有的這些專長，你實際上還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生物倫理學家。你已開始解決一些倫理問題、圍繞目前病毒的難點、或你看到的難點。在我們結束之前，請給我介紹一下大概。
馬龍：謝謝你，謝謝你引出這個話題。我個人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話題之一，使用實驗性藥物和實驗性疫苗的生物倫理學。
這個思考話題源於幾周前與一位加拿大醫生的兩小時談話，他在談話中傾訴了他的心裏話，他在病人身上看到的情況，以及加拿大目前的情況。
我離開時說：「好吧，謝謝你的分享，但我不能幫助你，我甚麼都做不了。」
在那個星期天的早晨，我醒來時突然靈光一現，我說：「我知道我可以為這個人做甚麼了，我可以寫一篇關於生物倫理學的文章，（關於）在緊急使用授權下的疫苗接種的生物倫理學（的文章）。」
《美國聯邦法律》探討生物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甚麼
因此，我開始挖掘現存的大量文獻，以及相關《美國聯邦法律》（federal law），又追溯到《赫爾辛基協議》（The Helsinki Accords）和《貝爾蒙特報告》（The Belmontreport），探討生物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甚麼，因為這些原則與實驗性產品如何使用相關。
那麼， 第一點， 概況地說就是， 你可以在《聯邦法律》中找到它， 它被稱為「共同規則」（Common Rule，是美國1981 年通過的，關於涉及人類主體的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的道德規則，所有美國學術機構都要求其研究人員遵守這些權利聲明）。所以這實際上是聯邦法律，它不僅僅是學者們同意的文本。第一件事是，緊急使用授權產品，也就是所有這些疫苗及許多藥物，是一種實驗性產品。它還沒有得到許可，所以這是第一點，它們都是實驗性產品。
第二點，如果你要給病人使用實驗性產品，這屬於臨床研究和醫學研究。因此，你必須遵循醫學研究的指導。我提到，《共同規則》被編入《聯邦法規彙編》（the Codeof Federal Regulations）。重要的是，《共同規則》中的第一條就是，必須完全披露風險。直觀地說，這意味著，當你買一瓶阿司匹林時，你會拿出這張小紙片。你讀這張紙片，然後你說：「天哪，這瓶阿司匹林會殺了我。」 如果你一路讀下去，紙片還會說阿司匹林可能導致心臟病發作或胃部糜爛。你看著這些說明，你會說：「哦，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想服用阿司匹林。」
但實際情況是，這些都是我們最常用的藥物，我們都服用過阿司匹林或泰諾（Tylenol，一種常見鎮痛藥）或某種藥物。這就是必須向參與臨床研究的病人，提供的藥物副作用風險披露水平。正如我們剛才討論過的，（ 針對新冠疫苗副作用）這種信息是被審查的，無法得到這類信息，所以我們沒有達到充份披露風險的標準。
第二個關鍵原則是，這種全面披露必須是可理解和領會的。早些時候，我提到了血小板減少症，你會問：「那到底是甚麼？」我說：「血小板低。」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第一個是科學術語，你無法理解，第二個你可以理解。這些風險要用人們能夠理解的語言來傳達。
第三個關鍵原則是，你不能脅迫，你不能引誘。病人或受試者必須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接受實驗藥物。所有這些關於「你必須接種疫苗，否則瑪麗阿姨可能會被感染。」所有這些關於疫苗是安全的信息，以及圍繞疫苗發生的所有同伴壓力，都是脅迫性的。
病毒大流行特殊？不用臨床試驗？
現在，脅迫和引誘（接種疫苗）在其它國家變得更離譜。我認為我們在美國還沒有這樣，但加拿大有。「我們將發放冰淇淋甜筒，讓孩子們來接種疫苗」。已經這樣做了，這就是脅迫和引誘。
然後在所有這些的最後，還有一個小的附加條款，我們稱之為「同意年齡」（the age of consent）條款。在美國我們普遍認為同意年齡是18 歲。如果你處於或低於同意年齡，你需要得到你的父母或監護人的批准或同意，才能服用實驗性藥物。他們作為你的代理人，因為根據（ 同意年齡條款的）定義，你不能自己決定是否同意。
根據法律，我們不能讓嬰兒、兒童和青少年，在沒有父母授權的情況下，接受實驗性產品。
現在，聽了這些之後，有人可能會說：「好吧，我們有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特殊情況，我們都必須接種疫苗。」為甚麼我們都必須接種疫苗？這背後的邏輯是甚麼？我們被告知的是，「我們都必須接種疫苗，這樣我們才能達到群體免疫」，這就是（ 背後的）邏輯。問題是，這是一個謬論。我們甚至還沒有收集到數據，無法在這些臨床試驗中計算出甚麼會給我們帶來群體免疫。群體免疫意味著甚麼？這意味著我們有所謂的消除性免疫（sterilizing immunity）， 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被感染了，我們不會傳播給其他人。這意味著我們不會產生病毒和傳播病毒。
就在今天，世衛組織發表了一項聲明明確指出，你必須開始使用口罩，因為這些疫苗都不能防止感染。疫苗能夠預防疾病，但不能止傳播。疫苗可能會減少傳播，但減少多少我們不知道。因此，我們無法計算出需要多少百分比的疫苗接種，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公共衛生官員用其觀點 來代替實證醫學
在全球範圍內，有一種潛在的邏輯被大力推廣，即為甚麼我們必須接種疫苗，以及我們有多少人必須接種疫苗。這實際上是沒有數據支持的。在我看來，這是個問題。在這次疫情中，主要的公共衛生官員，都覺得可以用他們的觀點來代替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medicine）。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總會是這樣，因為沒有數據，人們必須聽取專家的意見。我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我們有很多數據，現在是我們開始依靠證據，做出公共衛生決策的時候了。我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我看來，從生物倫理學來看，我們似乎沒有達到《聯邦法規彙編》和《聯邦法律》的要求，更不用說可以追溯到二戰結束時的那些基本規範，我們沒有提供充份的風險披露，我們沒有以公眾容易理解的方式進行風險披露。而且我們正在以引誘、強迫、脅迫和其它方式，不尊重個人選擇如何對待自己身體的權利。在我看來，我們西方社會的基石是選擇權。國家並不擁有我們的身體，特別是對於一個實驗性產品而言。
我認為，我們已經越界了，超越了一個生物倫理學劃定的界限。無意之中，實際上可能已經越過了《聯邦法律》的界限。我相信這是出於所有最好的理由。但是，如果你回過頭來讀讀《紐倫堡法典》，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並沒有遵循基本的（人權和道德）原則。正如你所知，在戰爭和危機期間，這種情況時有發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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