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中共經常高舉「愛國主義」旗號,利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幌子,批判「台獨」、「藏獨」、「疆獨」、「港獨」,這個「反華」,那個「賣國」。其實,中共根本不愛中國,中共曾大張旗鼓地在中華民國境內搞「共獨」,中共是當代中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賣國黨。

武裝保衛蘇聯

中共是在蘇聯共產黨操控下於1921年7月建立的。蘇共向中國「輸出革命」的目的,從國際上說,就是保衛蘇聯;從中國國內來說,就是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建立一個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國家。

從1921年開始,作為蘇共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長期圍繞蘇共的指揮棒轉,以維護蘇共的利益為最高行為標準,成為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

1929年5月27日,張學良領導的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是蘇聯共產黨指揮中共叛亂的據點,張下令逮捕了正在這裏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並根據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公開發表的「廢除沙俄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領土」、「將沙俄奪取的中國一切東西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的兩次對華宣言,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由蘇聯掌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

但是,蘇聯共產黨不僅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兩次對華宣言,而且在1929年7月宣佈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藉機發動入侵中國的戰爭,動用海軍、陸軍、空軍、騎兵、炮兵等,向中國的東北軍發動進攻,強行奪回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還趁機強佔了中國的黑瞎子島。

蘇軍侵華戰爭打響後,1929年9月26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在發給中共的命令中指出:「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

中共不僅不譴責蘇聯共產黨背信棄義,入侵中國,反而積極響應史太林的號召,一再發表通告,抨擊國民黨「向蘇聯進攻」,呼籲中共黨員「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

1929年11月,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之後,遍及中國城鄉各地的新一輪武裝暴動接連發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中共多次響應蘇共號召,掀起「武裝保衛蘇聯」的浪潮。

建立「國中之國」

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三省、國難當頭之際,中共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選擇在蘇聯的「國慶日」,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江西瑞金,仿照蘇聯模式,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當天,中共發佈的「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指出,其目標是「不但打倒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且打倒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統治」,「它正式宣佈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最好的朋友與同盟者」。

當天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也就是說,中共率先搞起「共獨」之後,還要煽動中華民國境內的所有「弱小民族」都起來「搞獨立」。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誰「搞獨立」,中共支持誰。

對中華民國而言,中共成立這個「國中之國」,套用今天中共的話說,是犯了「分裂國家罪」、「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中華民國政府對這個非法政權發動了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迫從江西撤退,開始所謂「長征」。

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係史綱》寫道:「這個在莫斯科指導下創立起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卻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

勾結侵華日軍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充份利用日軍侵華、中華民國軍隊受到重創之機,與日軍勾結,使中共軍隊得到大規模擴展,為日後顛覆中華民國創造條件。

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來電完全清楚地證實:中共領導人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甚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籐譽,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與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書中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級情報人員潘漢年等,主動聯繫日本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岩井公館」,向日軍提供國軍情報,並設法與日軍達成「華北停戰」以期聯手抗蔣的黑幕。

1955年,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毛澤東下令逮捕。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當他們向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匯報時,謝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年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周指示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

感謝日本侵華

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經濟損失高達6500億美元。

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澤東會見日本來訪者時,多次反覆感謝日本侵華。比如,1964年7月10日,毛接見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時,佐佐木說:「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說:「沒有甚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感謝日本侵華還體現在不要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

根據國際法規定,戰敗國的賠償對像是參戰國。二戰結束後,亞洲各參戰國獲得日本戰爭賠款如下:緬甸1.4億美元,菲律賓5.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2.23億美元,柬埔寨15億日圓,老撾10億日圓;越南要了兩次戰爭賠償:未統一前,南越要了3900萬美元,統一後又要了85億日圓;未參戰的國家馬來西亞要了2500萬新元,南韓要了3億美元;中立國瑞士要了11億日圓,西班牙要了20億日圓,瑞典要了5億日圓,丹麥要了7億日圓。

1953年到1977年,日本和二十多個國家簽署與戰爭責任有關的54項協議,共賠償約5,000億日圓。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國,中共卻一分錢不要!

出賣領土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不擇手段顛覆中華民國以來,在涉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上,是出賣中國領土最多的黨。

在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當政的時代,中共在處理與北韓、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邊界問題上,都存在賣國問題。

1962年10月12日,中共與北韓簽訂邊界條約時,將原本屬於中國的長白山天池的54.5%,圖門江江源地區1200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無條件送給北韓。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因領土爭端爆發邊界戰爭,中共軍隊突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迅速推進到中印傳統邊界線。但是,到11月21日,中共突然單方面宣佈全線停火,主動後撤至麥克馬洪線以北20公里。印軍很快返回,獲得比戰前更多的地盤(共計9.21萬平方公里)。這場戰爭,中共大勝而失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9日,中共獨裁者江澤民跟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北京簽訂《關於中俄國界限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完全承認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與沙俄簽訂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條約,將先由沙俄侵佔的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無條件送給俄羅斯,其中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等。

2002年,江澤民決定跟俄羅斯「大體平分」中國的黑瞎子島;將黑瞎子島的一半(約164平方公里)無條件送給俄羅斯。

對於沙俄侵佔的中國西北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江澤民在跟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簽訂邊界協定時,也慷慨得很。比如,中塔有爭議領土面積2萬8000平方公里,中國僅得3.5%。

此外,浸透了中國軍人鮮血的雲南老山、者陰山和廣西法卡山的一部份,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嶼——白龍尾島,也被江澤民無條件送給越南。

上面提到的這麼多中國領土被中共出賣給外國,有一個中共的黨小組、黨支部、黨總支、黨組、黨委、黨媒公開發表過任何反對意見嗎?答案是:沒有。

中共賣國的原因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表象與本質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的剖析後發現,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

為了達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擇手段,沒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線,隨時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同樣的領土問題,在中共話語體系裏,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答案,且中共認為,這兩個答案都對。

比如,中共一會兒對英國人說,香港的「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1997年,「中共國」建立48周年時,中共必須收回,否則,「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一轉臉,中共又對俄國人說,黑瞎子島的主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到2002年,「中共國」建立53周年時,中共不必收回。不過,不收回也沒關係,中共可以繼續當政。

中共唯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在中共看來,只要有利於維護中共的權力,它甚麼都可以做。當它覺得對手強硬,它會退讓;當它覺得對手軟弱,它會顯示強硬;有時對手並不強大,它會裝出慷慨大方的樣子;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對象,它有時表現出「賣國」,有時表現出「愛國」。

對於沒有底線的中共來說,「愛國」或者「賣國」都是手段。時機和條件一變,它說翻臉就翻臉,立即擺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架式。

(作者王友群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撰稿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博士。2015年來到海外,為大紀元、新唐人等媒體撰寫時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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