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少有人見過毛澤東本人或與鄧小平共進晚餐。

但羅傑蓋思德(Roger Garside)這兩件事情都經歷了。1968年,他拍攝了一張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當時很少有西方人能進入中國;1977年,他與中國未來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共進晚餐。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獨家採訪時,蓋思德,曾任前英國外交官和新出版的《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一書的作者,回顧了自己六十多年來對中國事件的關注,並預測中國的重大變化,包括潛在的政治變革和向民主的過渡。

他詳細描述了上個世紀60年代末,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和其他外交官在中國目睹的毫無意義的暴力,他告訴《大紀元時報》:「我們都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儘管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目睹了中國的情況以及此後的發展,蓋思德說,他相信,正如他在新書中解釋的那樣——中共的一黨專政(他稱之為極權政權)很快就會終結。他指出,幾十年來,他看到了中國人民渴望政治和社會自由,以及政治變革的證據,他說美國及其盟友可以幫助中國人民實現這些願望。

從伊頓公學畢業後,18歲的蓋思德應徵入伍,在20世紀50年代末,被委任駐港英軍啹喀旅(Brigade of Gurkhas)陸軍軍官,該部隊主要由從尼泊爾山區招募的啹喀人組成。

蓋思德告訴《大紀元時報》:「我通過軍用望遠鏡第一次看到中國,那是在大躍進時期,隔著中港邊界,夜晚,在下面的山谷裏,大陸難民為逃離飢餓和死亡試圖逃到自由的香港。」他指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災難性時期,毛澤東在這段時期進行了激進的嘗試,將中國社會重組為人民公社,通過自上而下的中央計劃經濟迅速提高中國的經濟產出。

「大躍進」導致中國出現大範圍饑荒,據估計造成了數千萬中國人的死亡。

蓋思德說,在香港當兵的一年半時間裏,他欽佩和尊重那裏的人民。

他說:「我看到了他們(香港人)的創業精神,看到了他們的家庭價值觀⋯⋯他們是如何在一個小政府體制下蓬勃發展的。」

服完兵役後,他從劍橋大學獲得英國文學學位,隨後蓋思德決定加入英國的外交部。

他說:「我對那些名字聽起來很奇怪又遙遠的地方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回到香港後,他在那裏完成了兩年的普通話培訓,從1968年到1970年,他被派往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時期。

蓋思德說:「當我在1968年5月抵達(中國)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中國各地爆發了暴力事件,基層存在著派系鬥爭。甚至在我們外交大院的雜貨店工作的中國僱員也被迫出去,走上街頭甚至在大院周圍參加遊行,人們憤怒地喊叫,譴責本周的任何批鬥目標:有時是帝國主義,有時是蘇聯修正主義,有時是國內的甚麼目標。」

他描述了中共以忠於黨的名義,煽動中國人民採取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舉動。

「我們讀到了許多關於家庭內部暴力的可怕故事」,蓋思德說,「紅衛兵孩子們被鼓動、教唆、強迫,或出於任何原因,攻擊他們的祖母,砸碎她們的佛像,甚至可能加入他們的同學,把祖母拖在小車後面遊街,或者在公園用皮帶毆打老人。我們都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蓋思德認為,中國人民被中共煽動到狂熱時,在很多場合,那些參與強制性遊行的人都在偽裝情緒,不代表他們的真實性格。

「我看到這些人參加『遊行活動』⋯⋯我把這些人在公共場合的行為——氣憤、憤怒的表現,與我們家裏的傭人的行為進行對比,他們看起來如此不同。他們個人很善良、體貼、勤奮,他們有兩張面孔,兩種生活,兩種性格。這讓我知道,很多中國人民在中共統治下,必須要學會表演。從戲劇的角度來說,我認為他們是最偉大的演員國家。」

「他們的生命、自由,取決於他們能否表演,毫不遲疑地表演。他們從小學起就接受了這方面的訓練。」

在完成了北京的第一次外交任命後,蓋思德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MIT)管理學碩士學位,幫助管理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對泰國的貸款項目。

他說:「當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看到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他指的是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騰飛,他表示,這些經濟體是出口導向型的,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為發展提供了動力。

在60年代至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這些國家經常被統稱為「亞洲四小龍」,蓋思德在1976年至1979年第二次到北京擔任外交官,他觀察到中國以國有工業和集體化農業為特徵的經濟瀕臨崩潰,與「亞洲四小龍」的蓬勃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

蓋思德於1976年1月第二次到中國任外交官,就在周恩來總理去世後一周。他看到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在忠於周恩來的實用主義者,和忠於病重的毛澤東的左派革命者之間進行不加掩飾的派系權力鬥爭,而毛澤東於當年9月去世。


1976年,蓋思德與兩個女兒在中國的合照。(羅傑蓋思德提供)
1976年,蓋思德與兩個女兒在中國的合照。(羅傑蓋思德提供)

1977年底,蓋思德在幫助接待英國前首相希思訪華期間,有機會與中國未來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面並共進晚餐。一個令人難忘的細節是鄧小平使用痰盂,這是他眾所周知的習慣。

「這些白色搪瓷痰盂,在他的扶手椅前放一個」,蓋思德說。「我聽說過他吐痰的習慣,所以我記下了他每次吐痰的情況,每當提到蘇聯時,他就會吐一口痰。」

1978年,鄧小平登上了中共的權力頂峰,蓋思德見證了從1978年底到1979年的短暫政治自由化時期,這段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北京之春」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民主牆」,中國民眾會在牆上公開發表譴責不公正的言論,呼籲民主,人們閱讀、討論和辯論。

鄧小平最初支持「民主牆」,但在1979年3月進行了第一次鎮壓,此前他在一次講話中對中共高層官員說,民主運動「過頭了」。到1979年底,「北京之春」結束了。

儘管如此,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給蓋思德提供了明確的證據,表明中國人民渴望獲得更大的政治自由。1979年1月離開北京後不久,蓋思德寫了他的第一本書,廣受好評的《復活:毛澤東以後的中國》(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這本書詳細介紹了這一時期的情況。

他的新書今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展望中國的未來。在《中國政變》一書中,蓋思德詳細描述了他的設想:不久之後,在自由民主國家利用經濟手段向中共施壓的幫助下,中國人民將實現向自由和民主的「偉大飛躍」。

蓋思德說:「我們擁有巨大的經濟資產,可以利用這些資產,與那些希望中國進行變革的人走到一起。通過富有想像力和大膽的方式使用這些資產,無論是長期累積還是更集中的短期方式⋯⋯我們可以創造條件,讓中國國內那些希望變革的人能夠行動起來。」「這個科技極權的(中共)擁有強大的控制手段,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中國內部的任何運動都很難實現中國的解放。」

蓋思德強調,中共現在是全球自由的主要威脅,他補充說,對於中共的真正本質,美國及其盟友正在經歷「偉大的覺醒」。

「我們對來自中共的威脅醒悟得很晚,但還不算太晚。我們正在參與一場爭取自由的鬥爭、一場爭取自由的全球鬥爭」,蓋思德說。「這是一項複雜的任務,比對抗蘇聯的鬥爭更複雜,因為中國現在與美國深度交織在一起——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我們不能只是防禦⋯⋯必須更積極地尋求在中國的政權變革。」

原文:British Author and Former Diplomat Predicts 『Great Leap to Freedom』 for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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