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聽著崔健的這首《一塊紅布》，褚健老淚縱橫，32年前的這一天，他經歷了1989年6月4日那個屠城的夜晚。
1989年6月4日晚，中共動用幾十萬軍隊屠殺和平爭取自由民主的中國學生，天安門廣場被血洗，之後這些人繼續遭受打壓。32年來在大陸6月4日一直是「敏感日」，「六四」也是敏感詞，而死難者家屬的私下祭奠活動都會遭到監視和干預。
香港維園，這個唯一能公開舉行悼念「六四」的地方，近兩年也遭到當局禁止，去年，香港政府以疫情為由，禁止民眾於維園主辦燭光晚會。今年，「六四」悼念活動更直接籠罩在《香港國安法》的陰影之中。
曾經親身經歷過「六四」、現居住在美國的褚健先生日前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他回憶說，「六四」對他們那一代人影響太大，「我女兒就問我六四是怎麼回事？他們年輕人什麼也不知道。我就覺得特別有必要，能夠把我們當時一些親歷的這些事兒說說。每年的這個時候都跟大家講講，讓大家記住這個事。」
他告訴記者，1989年，他是北京一所大學的大三學生。6月3日中午左右，他和一個同學從學校騎自行車到西單，想要參加當天的大遊行。在經過六部口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當兵的全部蹲在地上，老百姓把他們圍了起來。
「就在六部口那個十字路口的南邊。我們就問，說怎麼了？有人說這些當兵的昨天晚上半夜悄悄地進來，從他們軍車上和身上都發現了有槍，還有刺刀，老百姓就不幹了。」
褚健回憶說：「這個時候，突然從中南海的側門，衝出來一群防暴警察，全副武裝，他們就往天空發射催淚彈，『砰砰砰』就連續打催淚彈。我們看到警察來了，就往西單方向跑。我們一口氣跑了一站地，從六部口跑到西單。到了西單以後那個防暴警察就不追了，他們追到電報大樓那兒就撤了。」
褚健說，隨後他們回到中南海門口，一個40多歲的中年婦女突然一把就抓住他，問他是否是學生，在天安門是否有同學？「我嚇一跳，我說你幹嘛？你是誰呀？她就亮出記者證，她說她是《首都信息報》的記者。」
「她說你趕緊去天安門告訴你同學，今天晚上一定一定要讓他們離開廣場。否則他們真的是有生命危險。我說此話怎講？她說她得到一個絕密的情報，今天晚上，這個軍隊要不惜一切代價12點以前要清場，把天安門廣場給清了。後來事實證明她說的是真的。」（後來《首都信息報》因發表支持學生的言論被查封了。）
褚健繼續回憶說，當時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學生都在天安門廣場搭了帳篷，他的同學也在。所以當他聽了這位女記者的話後，便立刻趕往天安門，找到他的同學，並告訴他這個消息。但那位同學說，他們早就聽說了，不過他們不要撤離，他們要抗爭到底。
見勸說不了，褚健就趕緊返回學校，希望老師能勸說這些同學撤離。到了學校，他看到學校大門緊鎖，「校長搬了把椅子坐在學校大門口，他不讓學生出去，他說你們誰都別走，只要你們在學校裏邊，幹什麼都行。食堂二十四小時開著，去吃東西。總而言之他就是保護學生。」
褚健將記者的話轉達後，學校就派老師趕去天安門了。晚上十點多，在宿舍中的同學們都聽到沙沙的聲音，本以為是下雨，到窗戶邊才發現不是下雨。「在窗戶邊聽，這個聲音就更大，不是沙沙的聲音，而是轟轟的聲音。後來大家反應過來——那是軍車。」
他說：「我們一幫人就衝出去，校長也攔不住了。幾百人衝出大門，站在馬路邊上，這時候我們看見了坦克，那種重型坦克，應該是有五六十噸的。就沿著那條公路向天安門方向走，從通縣往天安門幾乎是一條直線。那個坦克平均時速大概就五六十公里，轟轟的就一輛接一輛地開。我們站在馬路邊，離那個坦克不超過十米，那個聲音太大，腳底都在顫。」
他說，他們站在那裏大約40多分鐘，沒有間斷，「坦克大約有10米長，數學好的可以算算，有多少輛坦克？」
當時，他們大學的一位從美國來的外教非常氣憤，他站到馬路邊上衝著坦克大喊，罵他們是法西斯，是納粹。「正罵呢，一輛坦克車突然就停在他旁邊，那個探照燈『唰』就轉過來打到他的臉上，當時他（外教）就蒙了。然後那個當兵的從坦克裏爬出來看了他一眼，沒理他。坦克往後倒了幾米，然後又往前走。後邊的坦克就沒停。」
外教說這地方太可怕了，他說他要離開，當天晚上他就搬到麗都飯店去了。第二天搭頭班飛機飛到香港。
秋後算帳
後來學校開始人人過關。褚健說，每人都要寫這幾天你做了什麼。然後讓互相舉報，「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就被人舉報了，然後戒嚴部隊派了十幾個當兵的全副武裝把他帶走了。帶到朝陽分局，警察審了他一夜，第二天就給放了，因為有人舉報說他藏槍，這幫人去他家抄家、搜查，到學校抓他，都沒查出他有槍。實際上就是有人在陷害他。」
褚健說，隨後學校還逼著大家去看那個《共和國衛士》的紀錄片。「說是老百姓打死十幾個當兵的。讓我們看，我們看了能不生氣嗎？我們一邊看一邊罵、一邊噓。二百多人大禮堂，看完以後誰也不許走，要查誰先噓的，誰帶頭起哄的，讓人舉報。」
他回憶道：「最後我就被人舉報了。我說共和國衛士殺老百姓，這算是衛士嗎？我說納粹都沒這麼幹的，後來那老師還不錯，讓我千萬別這麼說，這樣會有麻煩的，她說她就當作沒聽見，還讓我千萬別寫下來，因為我們都要寫檢查。」
「六四」屠殺後，鄧小平與李鵬、江澤民親自向屠殺中有所謂「功勞」或重傷、被殺的軍人頒授或追授「共和國衛士」銅章，先後五批共授予了37人，其中死者14人，生者23人。
根據吳仁華撰寫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在14個死者中，屬於38軍的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是在西長安街翠微路口時，因為轉彎時車速過快，導致油箱爆炸起火，因此被活活燒死的。然而，中共官媒卻造謠稱他們遭到「暴徒」投擲石頭、燃燒瓶、火把而使油箱爆炸而死。
褚健告訴記者，那年大三、大四的學生，畢業分配工作都受到影響。「那時搞得很緊張，人人過關，互相舉報，全是共產黨那一套。那種鼓動群眾鬥群眾的一套。」
他說：「那個時候都是畢業管分配的。大四、大三的（畢業生），分配到那個公司後，都是第一年下基層，什麼去看倉庫的，都是那種比較差的地方，讓你去呆一年。一年如果表現好的調回，表現不好就在那裏呆著。算是對學生的一種懲罰。」
褚健還講了他的另一位同學，這位同學當著老師的面罵共產黨。大家都勸他別罵了，到時候沒什麼好果子吃，「他說我怕什麼，我爺爺就是讓他們三反五反給打死了，我就一肚子火。」
結果，這位同學的檔案被放到街道，就算失業了，不給分配工作，他一氣之下跑到深圳。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他說自己不在北京混了，後來聽說還不錯，很早就去香港了。
褚健說，對於「六四」那段經歷，他有很多話想說，他希望所有親歷過「六四」的人，都說出自己的經歷，讓老一輩人不要忘記這段歷史，讓年輕一代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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