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對「8.18流水式集會」及「8.31集會」案判刑引發國際關注,兩宗案件同日於4月16日作出宣判。民陣召集人陳皓桓指判刑過重,港府做法製造「寒蟬效應」,導致民怨擠壓。獲緩刑的楊森和何俊仁指法庭以非常負面的角度去看待和平集會遊行,表示或會提出上訴,多國政要亦紛紛作出聲明譴責此判決。

4月16日,在8.18及8.31集會案宣判後,多國政要紛紛回應譴責。(大紀元製圖)
4月16日,在8.18及8.31集會案宣判後,多國政要紛紛回應譴責。(大紀元製圖)

4月16日,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對8.18「流水式集會」案件進行判決,黎智英、李柱銘、何俊仁等9人被控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判處8個月到18個月不等的監禁。黎智英、楊森以及李卓人,另因參加8.31集會遭控參加非法集會,同日由法官胡雅文判刑,三人承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被判半年至8個月監禁不等。(詳見以下表格)

4月16日,「8.18流水式集會」及「8.31集會」案判刑,各人被判處8個月到18個月不等的監禁。(宋碧龍/大紀元;大紀元製圖)
4月16日,「8.18流水式集會」及「8.31集會」案判刑,各人被判處8個月到18個月不等的監禁。(宋碧龍/大紀元;大紀元製圖)

港府製造「寒蟬效應」  楊森、何俊仁或提出上訴

民陣召集人陳皓桓16日於庭外回應法院判決結果表示,這次的判刑過重,政府做法會製造「寒蟬效應」,導致民怨擠壓。

陳皓桓表示,港府不斷要求市民理性、和平,就會回應市民的訴求。而8.18集會當日,港府曾發聲明讚揚當日的和平,「沒任何軍裝警員協助,我們非常和平地完成了流水式遊行集會。」「但好可惜的是我們做到了和平,政府的回應是將我們的民主派領袖檢控、拘捕,帶上法庭判囚。」

他表示,民陣對判囚感到非常失望和遺憾。政府不但製造「寒蟬效應」,令市民不敢發聲,還令到這個社會慢慢失去理性、耐性及用和平的聲音去繼續溝通。「你只會令到香港的市民此後不敢再發聲,不會再發聲。你們以為這樣做很正確,但民怨會積壓的。」

當日,何俊仁和楊森在離開法庭時表示,在《國際法》或《人權法》的框架下,理性及和平集會是應該得到尊重,以往這些集會一般不會被起訴。今次對法官量刑時所採取的原則和觀點感到驚訝,完全是從非常負面的角度去看待集會遊行,令人無法相信兼且震驚,幾年前的判罰是罰款或緩刑,但今次的判刑起點是8個月,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何俊仁提到,楊森只是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但並無組織,都被判8個月,自己則被判12個月,雖然兩人均獲緩刑,刑罰仍是相當重。對於其他要即時入獄及面對長刑期的人,感到非常痛心。表示與律師商討之後可能提出上訴。

楊森表示,和平的集會遊行是受《人權法》17條和《基本法》17條保護的。法官指責集會遊行令社會不安,但卻隻字不提事件發生的因由,只會利用嚴刑打擊,將社會不安與和平集會遊行拉上關係是匪夷所思。「如果政府肯聽取民意,能解決問題,就不會有這些遊行的發生。」

「反極權」被中共扭曲   拘捕異見者是中國的不幸

對於判刑關押,民主黨前主席、支聯會常委何俊仁在宣判前接受《大紀元》節目《珍言真語》訪問時表示,連坐牢都不怕時就不會有太多恐懼,「如果是一個這麼和平,這麼有秩序的集會,給這麼多人能夠表達他們的抗議,表達他們的心聲,而最後需要我們幾個帶頭的人負上這個責任,我是義無反顧,我願意付出我的自由,換取大家可以能夠發聲、能夠表達。」

何俊仁表示,是為了一件正義的事情去做,付出這個代價是為了更多人能夠表達自由。但他最大的感慨是,本應有機會管理香港的異見人士卻被坐牢,「這不是個人的不幸,是整個社會的不幸、整個中國的不幸。」

何俊仁在專訪時指出:「它(中共)可以因為你反對極權、反對專制,它(中共)就說你反對中共、反對執政者、執政的政權、反對政府,反對政府就是反對『一國兩制』、反對人民,這就夠了,如果它真是要把你入罪的話,是沒的講的。」

又說,要恐懼的時候,就只能夠回家,或者是只能夠不說話,當什麼都看不見。但他直言,這樣做等於失去做人的尊嚴,他無法做到。

何俊仁指他最大的感慨是,20多年後,即使很清楚泛民在社會上一定是佔多數的,「但竟然到了(這一刻)不是我們可以有機會管理香港,而是走向牢獄,去坐牢。

為港人安全及社會秩序   「流水式」智慧疏散人群

何俊仁說,當時港人很需要、有一個很強烈的意願要對港府及警察暴力作出抗議,但警察持續不批准公眾集會和遊行。到了2019年8月18日,警方只批准維園集會,不准遊行,但維園只能容納8萬人,當時主辦方估計有30到50萬人參與,因此採取「流水式」的集會疏散人群,「否則的話,8萬人在裡面,外面有20萬,30萬人,甚至40萬人在外面,怎麼辦呢?一定會亂的。所以我們為了集會人士的安全,也都是為了社會的秩序,我們一定要遊行,就算我們被判犯法、入獄,我都願意付這個代價。」

接著2019年10月1日的遊行及2020年六四的燭光晚會都不獲批准。「六四當晚,我們呼籲那些人可以自己拿著燭光進去。其實那天也是沒有『大台』,只是告訴大家,我們有一個集會。但無論如何,如果你說是非法集會,那就告我們吧。我不會與之糾纏很多法律上的技術問題。」

不怕坐牢就不會恐懼    表達自由無需羞愧

因此,何俊仁等和其它民主派人士都很坦然,他強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當我們連坐牢都不怕的時候,就不會太多不必要的恐懼。反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有原則、有堅持的精神。」

「不是我們人多就會惡、就會欺凌別人,我們不是這樣的人,但是我們覺得群眾需要表達。」

「很多人說,我戴著個手銬,覺得很羞愧,但我不覺得羞愧,就算拍照我戴著個手銬,被人鎖著上車,我不羞愧。我不是要說自己光榮,但是我不會感到羞愧。面對社會、面對整個公衆、面對下一代,是完全為了一件正義的事,付出這個代價是為了更多人能夠表達自由。」

公民抗命是可敬的精神    打壓異見定受到歷史裁判

「公民抗命」在終審庭裡亦有案例,法官也有表示,公民抗命是一個悠久的傳統、是一種可敬的精神,而承擔責任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何俊仁說:「因為公民抗命,他們要負上法律的責任。所以我不需要說自己是否光榮,不需要別人去讚賞。但最低限度我可以說,我不會令法律界的人感到羞愧。」

中共為壓制人民的自由,甚至使用法律工具來打壓異見人士,何俊仁指,它一定會受到歷史的裁判,「歷史一定會有公道的,是非是很清楚的。」

何俊仁一直關心中國大陸,被中共迫害受盡苦難的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坐牢8年,至今下落不明。何俊仁說,高智晟是一個很正義的人,是當時的十大律師,在北京可以賺很多錢,「但後來當他幫助勞工及維權者伸張正義,為法輪功去做調查,甚至上書胡錦濤調查法輪功案件,以致被停牌,最終被告顛覆國家罪,受盡苦難。」

「我跟高智晟先生沒法比,其實我是微不足道的,他受的苦比我多很多倍。被關押的時候受到的酷刑、受的痛苦,當他大叫的時候都不知道原來叫的那個人是自己。你說多痛苦!」「長期這樣單獨精神和肉體的囚禁,是極其殘酷的政權下才能發生的違反人道行為。」

最黑暗之時是黎明前夕

中共在大陸對維權人士的迫害正在香港上演,黑雲密布。何俊仁表示,他有一種逆向思維,「在最壞的時候我們就要想好的;在最好的時候,就要像華叔(司徒華)一樣,要想壞的。這個最壞的時候,我覺得就是生機。」

世界到了最黑暗的時候可能就是黎明要快要來了,何俊仁說:「我覺得歷史是不會在一個極權,或者一個領袖的佈置下行使,中國是有希望的。」「無論如何,我仍然充滿希望。如果我現在放棄,就沒有意思,那一定註定失敗。所以就算坐牢,我也會懷著希望,這個環境一定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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