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中共選派了三十位年輕人去蘇聯高等院校學習電腦。孫樂之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擔任了莫斯科動力學院中國留學生的隊長、黨支部書記,可以說深得「組織」上的信任。

今年1月19日,孫樂之在明慧網撰文,詳盡講述了他是如何用大半輩子所見的事實,徹底認清共產邪黨本質。

孫樂之出生在北方一個邊遠的農村。四十年代初「八路」為了所謂的「開闢地區」,夜間偷偷摸摸的來到他們村裏,晚上,把妨礙他們的老鄉叫出門用鐵杴打死,推到河裏冰洞裏。他們還要求家家把狗都殺死。

後來「八路」在他們那個地區還搞甚麼「減租減息」。四六年搞「打土豪,分田地」,鬥地主。在所謂的「土改」鬥爭會上活活把村裏一對父子打死。

孫樂之說:「我那時受共產邪黨的洗腦,還以為共產黨鬧革命殺死『惡霸地主』和『反革命』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才知道反革命(反對共產黨)才是對的,才在理上。中共邪黨自從在中國篡政以來,在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大躍進等運動中害死了八千多萬人。我看到的事實:中共邪黨就是靠殺人起家的。」

孫樂之的爺爺一生辛勤勞動,經常跟他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他賣了自己種地收穫的糧食,有了錢就置地,到他四十多歲時,爺爺按擁有土地的數量已是全縣一個大地主了。同時,他做善事,比如出錢支持兒子辦「義學」,買防天花的疫苗給各村的孩子及學生接種疫苗,經常幫助人,等等,這在全縣也是人人知曉的。

在爺爺的主持下,全家老少都下地勞動。孫樂之記得,他八歲就跟爺爺下地幹活,他奶奶、媽媽也都下地勞作。可他小時候看共產黨炮製的《白毛女》,卻覺得地主太壞,以為「鬥地主」是對的,要和地主家庭「劃清界線」。後來,當他讀到關於白毛女、黃世仁的真實故事時,才知道自己幾十年都生活在邪黨的欺騙中。

四、五十年代,惡黨從地主手裏奪去了土地和財產,「打土豪分田地」,為的是破壞中國社會傳統的架構,挾持農民,竊取政權。沒有幾年,中共惡黨搞「人民公社」又從農民手裏把土地收歸國有。現在全中國億萬農民都成了「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其實根本沒有「公民」的權益)。

一九四七年土改後,母親帶著孫樂之和他妹妹從「解放區」逃到「敵戰區」,來到北平,找到他流亡在外的父親。在北平沒有被「解放」的那兩年裏,他家的生活很困難。他拾過廢鐵、賣過報紙,後來考上了中學。

一九四九年惡黨佔領北平後,把他們的子弟(現在叫紅二代)學校也遷到北京,並和孫樂之就讀的中學合併成了師大附中二、三部。那時,他一個從農村剛到大城市的苦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學,就想好好唸書,所以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再加上父親給他解除了小時包辦的訂婚,他就成了學校「反封建」的典型。「幹部子弟」們正好要在「普通班」建立團組織,所以他就被他們選中入了團。

後來,因為成績好,孫樂之又被保送到高中,又以同樣的方式入了黨。之後又到蘇聯留學。這樣就結識了一些「紅二代」同學。他說:「在這段時間裏,我被劉少奇的『黑修養』洗腦,那就是,夢想學成回國為國效勞。」

從蘇聯回國之後,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孫樂之當時三十歲左右,擔任一個研究室的領導。作為一個小「走資派」,他被奪了權,關進「牛棚」,戴高帽子被批鬥、被遊街、被開除黨籍,受盡各種打、罵、侮辱!

被關進「牛棚」的那三年,他幾乎每天都被「造反派」批鬥、天天刷廁所、打掃樓道等等。那個年代,中共惡黨用一張大字報就能把他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把他們的軍頭給活活折磨致死,有目共睹;毀滅老百姓的人生,更不在話下。

那時,惡黨還搞甚麼「三線」,把他們這些和那些從美國欺騙來的技術「專家、學者」都逼到所謂的「三線」。他們從零做起建立環境,好不容易可以開始工作了,沒過幾年,惡黨就把這些設備和財產都丟在了大山溝裏,回到城裏,再從新建所、建廠!

「總之,我的青年時代就是在共產惡黨的欺壓、恐嚇之下度過的,報國不能。惡黨毀了我們這一代人。」回憶過往的這段經歷,孫樂之感慨萬千。

一九八九年「六四」時,孫樂之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他們的住房離阜外醫院後門很近。那天晚上,他和太太在木樨地十字路口等兒子。後來家人告訴他們:兒子已經回家了。他們馬上回家,剛進家門就聽到槍聲。

他家陽台朝南,在陽台上他們聽到流彈聲和士兵的喊聲:「不要跑!」還聽到鄰居們的喊聲:「快點送醫院!」再看,西長安街一直到天安門形成一片火海。這時已近午夜了,中共竟然在廣播中講:「沒開一槍」、「朝天開槍」、「打的是橡皮子彈。」

孫樂之說:「我們親眼見到,打在木樨地十字路口鐵隔欄上的子彈是開花彈。我們的一個侄女半夜突然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她平靜下了之後,我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白天我去了阜外醫院,看見很多的死、傷的人,把我嚇壞了!』」

起初,孫樂之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只是表同情。但是,在事實面前,他認識到:無論中共惡黨幹了多少壞事、惡事,他們都不忘標榜自己「偉、光、正」!時至今天,中共惡黨不但繼續用謊言欺騙中國人民,還欺騙全世界人民。

一九九七年,因為對中共徹底失望,孫樂之決心砸掉「鐵飯碗」,憑自己的本事做事來養家餬口。他寫了離職報告,到了當時北京的一個「集體企業」,在回訪莫斯科母校時搞了一個中蘇合資公司。後來,他這家公司任職,常駐莫斯科。

一九九七年,孫樂之的太太得了類風濕,醫生說這是不治之症。他們當時真是西醫治不好了找中醫治,中醫治不好了找氣功治。一九九八年中國新年,在北京,他太太終於找到了寶書《轉法輪》和法輪功煉功點。

她剛開始修煉就有親人告誡:「法輪功已經被政府『定性』了。您要小心!」他太太說:只有法輪功能治我的病,我就是要煉!

他們回到莫斯科,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太太的病就奇蹟般好了。在這之前,孫樂之一直不信甚麼氣功,但在事實面前,他感到法輪功不同於一般的氣功。那年四月,他也開始修煉了。從此,他的各種病也不知不覺得好了,醫生囑咐他出門必帶的急救藥盒也丟在了一邊。

二零零四年《九評共產黨》問世,孫樂之和太太嚴正聲明「退出邪黨及其一切組織」,開始了人生的新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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