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共政權一直能夠依靠一個強大的集團在華府代表其利益:美國企業。

這是《顛倒的世界:美中世界領導權競爭》(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一書的作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的觀點,他想結束這一切。

曾在列根政府擔任貿易官員、現為華盛頓智囊「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的普雷斯托維茨告訴《大紀元時報》,由於大企業在美國政治中扮演的特大型角色,現在中美關係存在「瘋狂的失衡」。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美國企業在政治和貿易談判方面更能代表中國,而不是美國」。「這是一個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大問題。」

以蘋果公司為例,該公司的大部份產品都在中國組裝,並將中國視為其第二大消費市場。普雷斯托維茨認為,蘋果公司的行政總裁蒂姆‧庫克(Tim Cook)對美國政治精英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他向政客提供巨額捐款,幫助他們贏得國會席位。他有大量的律師和遊說者」,普雷斯托維茨說。「他在華盛頓是個很有權勢的人。」

然而對北京,普雷斯托維茨說,這位行政總裁「跪了」,「他和其他人一樣,受黨的擺佈」,他補充說,指的是中共。

當這些大公司負責人與官員和國會議員接觸時,他們說自己代表了美國企業的利益,但普雷斯托維茨形容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他們不代表美國企業,他們代表的是中國。」他說。「蒂姆‧庫克不怕祖拜登,但相信我,他怕習近平。」

助中共崛起

普雷斯托維茨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企業如何成為中國的支持者。自理查德‧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在上世紀70年代,為中美關係的開啟鋪平道路以來,美國與中共政權近40年的接觸一直貫穿著這個模式。歷屆政府都鼓勵美國對華貿易和投資,希望全球化能讓這個共產國家變得更加民主。

1989年6月,發生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共政權暴力鎮壓支持民主的學生,該政權面臨著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孤立。然後,在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喬治‧H‧W‧布殊 (George H.W.Bush) 總統向中共伸出了援手。布殊派遣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秘密訪問北京,向中共領導人傳達信息,他將盡最大努力恢復兩國關係,並阻止國會削減貿易的努力。他繼續進行貿易的理由是:「由於人們有商業動機,無論是中國還是其它極權制度,走向民主是不可阻擋的。」

中共還找到了克林頓總統這個合作夥伴,他是「建設性接觸」的熱心推動者,曾在2001年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克林頓在2000年向美國公眾兜售這項協議時說,此舉意味著中共政權將「引進民主最珍視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這將「對中國的人權和自由產生深遠影響」。

顯然,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此後,中共擴大了針對宗教和少數民族的侵犯人權行為,並在大陸和香港各地扼殺批評者的聲音,同時通過部署世界上最廣泛的科技監控系統,加強了對中國公民的控制。

在一波波外國投資的推動下,該政權使用了大量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促進了國內工業的發展,在此過程中摧毀了美國製造業。現在,它試圖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引領世界,並將自己的技術專制模式打包出口到全球各地。

然而,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最終是如何被普雷斯托維茨所描述的、即通過貿易實現自由化的「海妖之歌」所誘惑的呢?

他在書中寫道:「我認為,答案是,他們拚命想要相信(通過貿易實現自由化)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主要掌管華盛頓事務的企業看到了中國的巨大商機,決心從中獲利。其次,當時的權威學者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真的。」

作者接著說明了企業老闆、華爾街銀行家和變成華盛頓遊說者的前官員,是如何急於在中國市場套現的。摩托羅拉前行政總裁高爾文(Robert Galvin)利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機會——當時孤立無援的中共急需外國支持者——談判達成了一項有利的協議,將公司的工廠遷往中國。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前行政總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和聯邦快遞(FedEx)的行政總裁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都渴望從中國這塊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他們也是國內政權的強大朋友。

史密斯「成了玩弄華府的高手,把前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安排在他的董事會中,像『格林伯格』一樣向所有有影響力的議員捐款,並為選舉活動大筆捐款,」普雷斯托維茨寫道。

20世紀90年代初,在華爾街,時任高盛投資銀行高管的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率先提出了一項計劃,幫助中國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SOE)整合成大公司並上市。中國國有企業在國內外交易所籌集了數千億美元,為華爾街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淨利潤。保爾森後來成為喬治‧W‧布殊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現在是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的負責人,該研究所在官網上說,其是一個智囊,「致力於促進美中關係,為維護全球秩序服務」。

「保爾森作為一個自詡為中國專家的人,做了大量的寫作和演講」,普雷斯托維茨寫道。「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或華爾街的其他任何人明白,他們不僅沒有將該國私有化,反而加強了黨的專制統治,及其把權力投射到中國境外的能力。」

蘋果、聯邦快遞和保爾森沒有立即回應此評論的請求。

追究企業的責任

作者建議加強《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使與中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和其它組織必須披露他們的聯繫。

「他們在為公眾作證、演講或寫作時,都應該被要求充份披露他們的政治捐款和與中國的關係」,普雷斯托維茨寫道。

回到蘋果行政總裁的話題上,他強調,「公眾必須知道,當庫克談到中國時,他是北京方面的人質,因為蘋果在那裏有大量的生產業務。」

蘋果和其它西方公司向中共政權屈服的例子不勝枚舉。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蘋果從其App Store中刪除了一款允許抗議者追蹤警方活動的應用程式。此前一天,中國官方媒體斥責蘋果公司批准這款「有毒」應用程式,幫助香港抗議者。刪除後,蘋果表示,該應用程式被下架是因為它對公共安全構成風險。

大約在那個時候,影片遊戲公司動視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也暫停了一名為香港抗議者發聲的知名玩家。

除了提高透明度之外,普雷斯托維茨還希望某些大型跨國公司在聯邦政府註冊一份許可證,而不是在一個州(通常是特拉華州)註冊。他說,這份聯邦許可證將對企業制定更嚴格的標準,例如企業如何在政治上行事,以及如何在其它國家開展業務。

書中說,例如,美國可以懲罰那些幫助外國政府鎮壓其公民的公司,或者屈服於外國勢力的要求,危害美國人的言論或宗教自由。

普雷斯托維茨說:「你可以利用許可證來真正約束公司,真正讓行政總裁和最高管理人員承擔責任。」

原文US Must End Corporate America』s Subservience to Beijing: Exper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