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拜登由於兒子亨特與中共的權錢交易,被很多人貼上「媚共」的標籤,不過專家指出,從拜登選擇的內閣大員來看,不少是反共的強硬派,而拜登自己可能是個「自由現實主義者」,與中共走的不是一條路。

關鍵評論網站在2020年9月23日發表了李可心的文章〈被貼上「舔共」標籤的拜登,或許更像個「自由派現實主義者」〉,重新評價拜登。

拜登早在1978年訪問中國時,與鄧小平會後聲稱,他「對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的本質產生了長期的興趣。」1999年,儘管很多人反對,但拜登仍舊以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大力協助中國加入世衛。

成為副總統後,拜登主管外交。他在2011年時訪中,與習近平交談超過十小時,他還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崛起不是我們的終結〉(China's Rise Isn't Our Demise)的文章,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是美國的威脅,以及成功(successful)的中國會讓美國強盛(prosperous)。

從2011至2012年間,拜登與習近平至少會晤八次,兩人還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一起打籃球。另外,拜登對台灣使用戰略模糊政策,不表態是否在中國出兵時協防台灣。

另外,拜登次子亨特(Hunter Biden)在中國的投資關係,也備受質疑。

於是,拜登被貼上「舔共」、「親中」的標籤,台灣人對拜登的信任度更是普遍很低。

文章引用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Fumiko Sasaki)設計的定位圖,用「理念-算計」和「親中-反中」為坐標,分成四個象限,將美國政治菁英分成五種類別,分別為理念型(Ideologists)、貿易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s)、策略型現實主義者(Strategic-realists)、商業型現實主義者(Business-realists)、自由派現實主義者(Liberal-realists)。

前三者在今天的世界都會偏向反共,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會為了經濟利益而親共,作者認為,比起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拜登更偏向自由派現實主義者。

自由派類型的人通常相當注重「人權」議題,同時也主張透過外交和多邊手段來極大化國家利益。

拜登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馬上立法創立了由聯邦政府資助、在中國宣傳民主價值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在拜登競選時也強調,必須集結盟友的力量制衡中共。

之所以自由派現實主義往往會被人批評為親中,是因為這類人通常反對用強硬手段對付中國,認為「交往政策」才是最理想的方式。不過三十多年後回頭一看,這種接觸政策是失敗的,中共至今沒有完全開放市場,壓迫人權、偷竊智慧產權、違反國際條約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更有許多情報顯示出中國有欲超越美國的強烈意圖。

作者認為,如今許多自由派現實主義者已改變原先策略,將更加強硬的對待中共,拜登就屬其中一位。不論如此改變是因為後知後覺,或是因為國內強大的反中民意所趨,《華爾街日報》資深華府記者施萊辛格(Jacob M. Schlesinger)認為拜登若當選,其中政策會與特朗普目前政策大致相像,少數的差別在於,自由派仍舊強調與盟友間的共同制中。

假如美國聯合歐洲、亞洲、非洲、中東等其它國家都來反對中共,那會令中共的困境更加嚴峻,被孤立的中共會更加走投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