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時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的陳海濤先生，在媒體上以實名鄭重發表了退黨宣言，退出中共所屬的一切組織。而後，對中共在國際國內的一系列暴行，從事藝術史研究的陳海濤先生在媒體上撰文多篇，並參與網路集會發言，從歷史與人文的角度抨擊中共的暴政，呼籲人們認清中共的邪惡，協力瓦解中共。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陳先生談到了他覺醒的心路歷程。
以下是採訪摘錄:
記者：您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目前在美國哈佛做訪問學者。請問是甚麼原因或者甚麼經歷，促使你決定要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
陳先生：我的覺醒和我的家庭，我的成長以及我的思考，還有來美國之後所見所聞，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我的母親是一位法輪大法的修煉者，她得法有20多年。在中共迫害法輪功這樣一個黑暗的歷史時刻，她和千千萬萬的大法弟子一樣，站出來講真相，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她曾經兩度被關押勞教所長達兩年之久。她的遭遇給我們家庭、給我的成長留下了很大的陰影。也促使我去思考、去體驗中國的政治現實和中國的未來。
因為在國內我無法獲得很多真實的、系統的歷史與現實的信息，所以我也無從去系統地思考我的疑問，去反思造成我家庭不幸的根本原因。來到美國之後，通過媒體與網絡、與大法弟子的接觸，我開始有機會比較多的了解了中共的歷史、它的暴政、它對中國人民所製造的惡業。
自2019年以來，世界局勢、中國局勢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使得中共的殘暴的面目更加鮮明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在新疆的集中營，將數百萬新疆的普通百姓長期拘禁奴役；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以黑社會的手段，對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殘酷鎮壓。在今年初的新冠疫情當中，中共刻意掩蓋欺騙，使得病毒擴散延燒到了全世界。
這一切都讓我對中共統治的殘暴黑暗有了一種更真切的認知。而且我意識到它不僅只發生在歷史上，亦絕非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是中共有系統有組織的「初心」，只要中共繼續存在，這種暴政就會越演越烈。所以這也就促使我下定決心，滿懷著憤慨，同時抱著對歷史必然性的認知，決定退出中共所屬的一切組織。
記者：實名三退就意味著你可能會失去國內的工作和一切待遇，如果回國還可能面臨被中共抓捕或者其它難以預料的事，你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陳先生：我曾存有顧慮，中共在中國無處不在的監視與強權，對每一個人都是具有危險性的。但恰如一位中國問題專家所言：「在中國，有同情心、有能力的人希望有空間在體制內做出改變，但到了某個時刻，你會開始相信，無論你（在體制內）做甚麼都無法阻止嚴重的不公。」
當年我母親挺身而出去講真相的時候，我其實非常地不理解，我覺得她是在以卵擊石，我甚至覺得和她一樣的、不顧個人安危去講真相的那些大法弟子也都是在以卵擊石。
可是從去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給我一種很大的震撼與啟發，我看到那麼多香港的普通市民，為了捍衛他們的自由與尊嚴，也是挺身而出，去面對如此殘暴的強權。
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形成了國際上對於中共的惡行的譴責和暴行的清晰的認知，對於國際局勢風向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這個時刻，我再回望我母親當年的行動，還有那些千千萬萬的法輪功的學員，挺身而出、奮不顧身地行動，我覺得她們的犧牲實際上是有著深遠的價值和意義的。
如果我們看歷史，會發現在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例證，如基督教在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之前，受到了羅馬帝國長達幾百年的迫害，但是這些基督教的信仰者們在不斷地抗爭，同時在不斷地與公眾進行溝通，來講解它的教義，所以，最終得以改變了整個世界宗教的走向，改變了西方的精神世界。
這個故事在今天也在發生著，同時，我們也看到在現實中，中共由過去殘暴的極權主義，到今天藉助高科技的手段，還有經濟總量的加持，成為更為精緻與危險的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中共對自身獨裁與暴政的力量更加自信滿滿。對抗它的難度變得更加大，更需要每一個人能夠不顧及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安穩，能夠挺身而出，攜手共進，瓦解中共，才能為整個人類未來爭取一個良好的秩序。
如果自由世界像當年去綏靖希特拉一樣，去綏靖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容忍它不斷地膨脹發展，還希望安安穩穩地與中共進行生意的往來，推杯換盞，那麼等待著我們的將是中共的統治方式滲透到我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說到底還是我們的孩子們，他們將失去我們今天所珍視的一切的寶貴的東西，文化、自由與愛。
面對中共的邪惡，信仰界的王怡，知識界的許章潤，法律界的高智晟，體制內理論界的蔡霞，商界的任志強，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們都做出了相似的選擇。因為我們只有直面中共的暴政，直面中共給予我們的壓迫，闡述真相，瓦解中共，我們才能獲得希望，尤其是為我們的下一代贏取希望。如果我們今日苟且安穩以避禍，未來我們如何面對我們被繼續奴役的孩子們？所以，我也會結合我的專業，去努力闡明真相，加入時代覺醒的大潮。
記者：想請你談談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以及中共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陳先生：以我所研究的敦煌文化為例，我覺得她是充滿了神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試想在千年以前，我們的先輩們，出於對信仰的追求，出於人類面向無限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的探求，也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和商業的交通往來，在敦煌營建這樣一個信仰的空間。以慈悲、智慧、堅忍的心靈去探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之間這種永恆和現實的關係，直到今天還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發和觸動。而且我覺得最為神奇的就是在如此動盪、充滿戰亂的歷史中，敦煌石窟卻能夠倖存下來，她向我們揭示了一代一代的人們是如何去珍視並且呵護我們最寶貴的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承，也就是對於美，對於信仰的熱愛與忠誠。
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以來是遭遇了巨大的變局，但是變局中實際上蘊含著希望。很多古老的文化，通過和世界文明的借鑑，融入普世價值，往往就能煥發新生。
但是在中國大陸，在中共建政以來的這幾十年，中國文化一再遭遇巨大的挫折和毀滅，我們都知道中共執政的特點就是四個字：嗜血拜金。中共在建政前後，通過一系列的運動，例如土地改革，將中國的鄉紳社會的基礎瓦解，變成了一個暴力革命式的原子化的社會基礎，以暴力、貧窮為榮，將過去的這樣一個溫良恭儉的文化傳統，連根拔起。
中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使整個中國文化中的基礎「仁義禮智信」這樣一種人的倫常、親情、友情全部都被破碎、被背離。中國傳統的信仰、文化、藝術被系統性的毀滅。
除去這幾十年中顯著的環境惡化，在中共保護傘下的有組織的文物盜竊、古蹟的拆建破壞，遠甚於文革期間。
而社會財富的增長，沒有增益民生，而是用於專制極權的加強。
在根本上，錢穆先生所描述的中國文化中那種恬淡高遠的狀態，那種能夠將很長的時間，很多的精力投注在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一件長遠的功在千秋的事情當中，這種信念、堅韌，都在中共所造成的「閉眼摸錢」的現實中被瓦解了。
教育、科研、醫療等等需要全情投入，慈心以待的行業全面淪陷。
美好的東西，一個珍貴的文化一旦被破碎，重建它將是一個極其艱難漫長的過程。
中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的破壞，不是一個局部性的、偶然性，而是根本性和系統性的，這是中華文明的深重悲劇。而只有中共的瓦解、退場，中華文明才有可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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