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的鄧寧，湖南邵陽人，2015年來美國留學，現在亞利桑那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博士學位，一個「不是小粉紅」的中國留學生。

然而，11月5日晚，鄧寧接到了一個來自國內的「告誡」電話，不是父母也不是公安，而是一個受母親委託的關係人。「我不認識，我媽找到幫忙的，原因是我（國內）的手機號被禁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廣東省某市的武裝部部長，姓陳。他覺得這個事情需要引起我的重視，算是一種告誡。但是他應該是懂一些東西，所以透露了網警利用大數據高科技監控個人電話短信的事。原來我以為只是微信、微博、社交媒體受到監控，電話的語音數據量大，難以監控。通過跟他通話，我才知道短信和電話也被監聽——沒有任何死角，」鄧寧11月6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在近15分鐘的通話中，該名陳姓部長不斷強調網絡大數據監控無所不在，他對鄧寧說：「小鄧，因為你在國外留學……你在國內也好國外也好，實際上現在的網絡，包括大數據，現在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透明，沒有甚麼……說白了就是無秘可保，沒有甚麼秘密的東西了。」

該名部長還語重心長對鄧寧說：「我們作為長輩來說，希望你還是要自己稍微謹慎一點，把控一下。為甚麼呢？你知道咱們這個制度和國外的制度有些不一樣的。我們作為中國人還是適應中國的制度。我們先在這個社會做守法的公民。特別是你是學生，牽扯到前途和命運，牽扯到你發展。有些事情自己明白就行了，不一定要講、不一定要在網絡上發佈那些東西。」

陳部長這一番告誡亦即源自於鄧寧「亂講話」，其手機號因此被封，鄧寧說：「我有一個國內的手機號，最近被禁用了。我一直用這個手機號接收國內短信驗證，如銀行、支付寶的驗證碼。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些異見人士，如（貴州自由詩人）王臧，（『疫苗寶寶之家』維權團體發起人）何方美，這些異見人士最近被消失（逮捕）、家人被監視。我看到他們發了一些參與非法逮捕和監視的人的聯繫方式，就想通過自己的力量給這些人發短信打電話施壓，讓他們不要參與破害、助紂為虐。因為他們雖然只是執行者不是決策者，但參與進來未來可能被清算。」

鄧寧向國內公安發短信。（鄧寧提供）
鄧寧向國內公安發短信。（鄧寧提供）

封號發生在10月初。鄧寧說：「我給一個叫郭紹平的人（最近抓捕何方美的公安）發短信後手機就用不了了——當我需要接收一個驗證碼後接收不了，我找中國移動，客服說我手機沒有欠費，現在暫停使用，需要去營業廳重新激活。我讓家人幫忙。手機號是北京的（我曾在北京上學），中國（政府）對號碼所在地限制嚴格，不能異地激活，他們也只能找人幫我問。」

於是鄧寧的母親就找到了這位「陳部長」，「他去問了移動公司，說可能是公安網警給停止使用了。他又去公安那邊詢問。他也是有身份的，也是體制內的，對這些事也比較懂。覺得要引起我的重視。就給我通了這個電話。」

鄧寧說：「我的行為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我若繼續在國外發佈這樣的言論對我家人可能有影響。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感覺害怕，要揭露出來。這是侵犯私隱權，侵犯言論自由。」

這樣的話，5年前的鄧寧是不會說的。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影片讓我看到更多真相」

他回憶說：「我跟很多留學生一樣，剛出國還是小粉紅，在美國還是用百度、微信、微博作為獲取信息的渠道，就和生活在國內差不多。2017年年底看到華勇在YouTube上發了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影片，給我觸動很大。2009年到2013年我就在北京上學，學校周圍有擺攤賣小吃的，知道確實有很多人靠擺攤生活。但沒看到很多負面消息。2017年看到這樣的新聞覺得不可思議，和我想像的北京政府做法是不一樣的。在國內平台搜索新聞完全看不到。才意識到中國政治有一些問題，才慢慢去了解。」

「不知道為甚麼YouTube就給我推薦了這一系列影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個契機，很神奇。」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影片，彷彿像是互聯網給鄧寧撕開了一個真相的口子，從那以後，他又看到令計劃兒子車禍身亡、谷歌退出中國、法輪功受迫害等許多官媒上看不到的震撼新聞。

「我們做研究經常要用谷歌學術、維基百科這些網站。我就搜索為甚麼谷歌退出中國，於是牽出令計劃事件，原來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事情被官方屏蔽了，不讓知道。我才意識到中國的言論自由是受到嚴格控制的。中共官員被查出貪腐前都是偉光正的，沒有任何負面消息，一旦查出來就會曝出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情和利益瓜葛。我才意識到整個體制都是腐爛的。只因言論被中共牢牢控制所以才看不到一點負面消息。」

中共病毒疫情發生後，家在湖南的鄧寧十分擔心，因為湖南和湖北接壤，很可能會傳到湖南。

「去年12月底，李文亮剛發佈消息說武漢可能有類似沙士病毒蔓延，YouTube上就有人發佈了影片：李文亮被訓誡了。我知道中國媒體都是不可信的，它闢謠就有很大問題，就通知了家人，和我導師聊天也提到病毒。」鄧寧說：「一開始只是跟家人和身邊的人提到這個問題。到全球大流行後，我意識到這次中共，就算不是陰謀（放毒），至少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中共雖然控制了疫情，但是控制措施很不人道，它不報道，通過透露出來的消息，看到這種人道災難大量在發生，我無法忍受，我需要站出來影響身邊的人，去反抗中共。」

武裝部長：越來越多留學生被「策反」

但是鄧寧發現說服別人是很困難的，他嘗試用疫情跟身邊的中國留學生講，「但很難說服他們。他們會用國內那些理論跟你辯論。我嘗試很多次，發現思想的轉變很大程度需要自己慢慢說服自己。以我為例子，從2015-17年跟在國內差不多，2017-20年才慢慢轉變，直到疫情發生後發生質的轉變。單單跟一個人辯論，他為了把你辯倒會用他那一套固有的論點。當然有人引導是比較好，但還是需要慢慢自己接受的。」

鄧寧因此認為控制言論、不讓人們看到真相是最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體制都有問題，包括美國，這次大選。你至少需要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環境揭露真相，有媒體民眾的監督才有可能發生改變，否則壞的都掩蓋了，體制都沒有缺點，如何改變？」

不過，像鄧寧這樣的「不是小粉紅」的留學生越來越多。他說：「作為一個留學生的先進群體，在美國接受前沿的知識，也要去學習先進的民主自由制度。帶頭去讓中國人民覺醒，反抗中共暴政。我們在電報（Telegram）上組織了一個叫「自由青年」的留學生群，我是負責人之一。」Telegram上還有一個群叫「青年憲政會」，不僅有來自歐美的留學生，還有在國內準備留學的中國學生。

大概這就是為甚麼陳部長在電話中如此告誡他說：「你有這種傾向，在國外會成為策反對象。我所知道的身邊的留學生，好多個別的留學生，為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追求，有些走上這條不歸路。」

陳部長又端出鄧寧的父母，說他在海外的行為不僅會影響自己的前途，還會影響到父母親友的生活。

鄧寧問：「對父母可能有影響？跟父母有甚麼關係？」

陳部長說：「你在國內上了黑名單的話，現在我們做高鐵、坐飛機、包括坐汽車，我可以告訴你，現在都是一卡通的。我們國家使用大數據，說白了到了甚麼程度？公安用手機把你的臉照一下，把你所有的信息全都知道了。他不用問你叫啥名字，就掃你一下臉。你過去有沒有一些案底，包括你列不列在黑名單，包括你家庭，你父母出門、做生意……所有東西都有影響的。它有一個系統資料的，明白吧？對你的小孩家人都是有影響的。這個東西不是危言聳聽的。」

聽了這一席話，鄧寧並沒有被嚇倒。他說：「還好吧。如果我表現更強硬一些，他們反而會不太會那麼囂張。」

鄧寧不僅沒有被嚇到，曾經加入過中共的少先隊和共青團等組織的他在《大紀元》網站上聲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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