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COVID-19特使大衛・納巴羅（David Nabarro）敦促全球領導人，不要再把封鎖作為對抗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傳播的主要控制措施。
在「The Spectator」10月8日播放的採訪中，納巴羅說：「我們世衛組織不主張把封鎖作為控制這種病毒的主要方式。」
「只有在為了爭取時間來重新組織、重新組合、重新平衡你的資源，保護精疲力竭的衛生工作者的情況下，我們才認為封鎖是合理的。但總的來說，我們寧願不這樣做。」納巴羅說。
納巴羅還表示，封鎖在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在較貧窮人口中造成了附帶損害。
「因為人們不度假了，看看旅遊業發生了甚麼，比如，在加勒比或太平洋地區；因為市場被破壞，看看世界各地的小農戶發生了甚麼；看看貧困水平線發生了甚麼，看似到明年世界貧困人口可能會增加一倍。兒童營養不良的人數至少增加一倍，這是因為孩子們在學校裏吃不到飯，而他們的父母，在貧窮的家庭裏，又無力負擔。」納巴羅說。
「這實際上是一場可怕的、恐怖的全球災難」，納巴羅補充說。「所以我們的確是在向全球所有領導人呼籲：停止使用封鎖作為你們的主要（疫情）控制方法，制定更好的控制制度，一起合作，相互學習，但請記住，封鎖只有一個後果，而且你們決不能輕視，那就是，使窮人陷入更加極度窮困潦倒的地步。」
納巴羅並不是唯一反對封鎖措施的科學家。一些醫療或公共衛生科學家，以及醫療從業者已經簽署了《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其中指出「目前的封鎖政策正在對短期和長期的公共衛生產生破壞性影響」。
簽署人包括哈佛大學醫學教授、生物統計學家、流行病學家馬丁・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他擅長檢測和監測傳染病爆發和疫苗安全評估；牛津大學教授蘇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她也是一位流行病學家，擅長免疫學、疫苗開發和傳染病數學模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教授傑伊・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博士，巴塔查里亞也是一名醫生、流行病學家、衛生經濟學家和公共衛生政策專家，專注於傳染病和弱勢群體問題。
「平衡風險和獲得群體免疫收益的最具同情心的方法是，允許那些死亡風險最小的人正常生活，通過自然感染建立對病毒的免疫力，同時更好地保護那些風險最高的人。」《大巴靈頓宣言》指出。
除了少數例外，世界各國領導人在應對疫情方面都仿傚中共政權，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封鎖。瑞典沒有實施封鎖，但與一些實施封鎖的地區和國家相比，瑞典沒有產生不利結果。
在美國，特朗普總統將封鎖措施的決定權下放給各州州長。最後，除了少數幾個州外，大多數州都頒佈了某種程度的封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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