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9月7日。

昨天星期日,香港不少市民在九龍發起遊行,要求重啓立法會選舉。當然,警方出動大批警察去鎮壓,抓了很多人。罪名大部分是非法聚集,違反限聚令。

昨天一天之中,有三件事,特別值得留意。他也說明了香港的整個制度,也就是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正在快速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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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警方在旺角抓了一位新城巴士的司機,指他危險駕駛。這位司機大佬唯一做的,是戴了豬嘴,就是防毒面具,然後按了喇叭。警方把他拉下車,然後指他藏有攻擊性武器。什麼攻擊性武器,竟然是一把扳手。一個司機車上有一把扳手,可以是攻擊性武器。有冇搞錯?以後會不會拳頭也是攻擊性武器?所以每個人都要帶個手銬才能上街,你們乾脆宣布恢復奴隸制度算了。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香港警方已經可以不顧常識,在沒有罪名的情況下,任意拘捕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人,這是典型的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禁止的「任意拘捕」行為。香港是聯合國兩個政治和權利公約的簽署方,不叫簽署國,基本法裡面也列明保護基本權利。香港警方的這個作法,在我看來,就是隨心所欲,就是任意拘捕,就是完全不顧忌法律限制,完全不顧忌任何司法問題。

這是典型的非法治國家警察的作法。看任何人不順眼,看任何人不高興,即使沒有任何證據都可以抓人。

第二件事,是快必譚得志被捕。昨天上午,警方出動國安隊,也就是香港國安警察出動,上門拘捕譚得志。罪名是什麼呢?

警方發言人說,香港國安警察最初是循《港區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名方向調查,經蒐證及徵詢律政司後,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發表煽動文字」採取行動,指稱譚擺街站期間涉嫌發表的言論、文字引起憎惡、藐視政府,字眼引起民間不滿。

也就是說,國安警察先以港區國安法煽動分裂去抓人,抓人後搜查,最後指控的罪名是發表煽動文字。

我估計,律政司覺得,譚得志說的話,告不入分裂國家,所以告他「發表煽動文字」。所以,政府罵不得,否則就是引起憎惡、藐視政府?當年鄧小平說,可以罵共產黨,但港府卻不能罵啦?你自己的作法令人厭惡,你做得,別人說不的,罵不得?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安警察以一個罪抓人,然後告另一個罪。意思是,我不喜歡你,先抓人再說,至於用什麼罪名告你,慢慢再調查,慢慢再說。

這種事情,在中國大陸非常常見。所以,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制,是不是已經沒有了?習近平說一國兩制不走樣,香港警察是不是在打習近平的臉?

另外一個事件,是星島日報報導的。

香港東區法院裁判官何俊堯,被調離裁判法院。他被調到高等法院,去專門處理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那個職銜為「刑事案件排期法官」,9月18日上任,為期逾8個半月。

這位何俊堯法官,過去曾經判處多宗反修例示威案中的被告罪名不成立。

今年六月,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成員吳嘉兒及何秀儀去年在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公聽會期間,離座衝向官員席位示威,何秀儀另被控襲擊一名男保安。裁判官今日裁定何秀儀普通襲擊罪不成立,並認為涉案的保安作供有誇大失實之嫌。

八月,區議員仇栩欣涉在北角襲警案開庭,何俊堯狠批兩名作供警員砌詞狡辯、證供不盡不實,「大話冚大話」,所以裁定兩個被告無罪釋放。

這個案件的判決,觸動港共的神經。網上流傳有人草擬好投訴信,發動所謂「同路人」投訴,並附上無權處理法官投訴的政務司司長及警方國安處等電郵地址。

被稱為香港特區政府機關報,其實是中聯辦機關報的文匯何大公,過去幾天發表連篇累牘文章,批判法官。

所以,何俊堯的調職,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謂「排期法官」,就是把案件分派給其他法官審理。星島日報的報導說,所以何俊堯這次被派往較高等法院作排期官,是司法機構對他委以重任,因他會負責分派更嚴重的案件,給其他指定法官處理。

法官被調走,不再審理法庭案件,去做一個調度員的工作,是不是獲得重用,我不知道,但我高度懷疑這是所謂的調虎離山,在大陸叫明升暗降,其實就是插手司法啦。

9月6日發生這麼多事情,其實一件比一件更嚴重。這段時間以來,從中聯辦到港共,拼命強調香港沒有三權分立,而是三權分工。他們指的是憲政的制度安排。但香港過去一百年,都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去行事的。是,香港以前的立法會不是本地民選的,所以法律不是本地法律,但英國是三權分立的,所以還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在管制香港。

香港多位法官已經說過多次,過去香港政府官員也說過多次,香港按照三權分立原則施政的。在基本法中,三權分立雖然沒有明確表述,但各個條文中,對行政、司法和立法不同的規定,已經明確表達這個原則。

中共不要說三權分立,因為三權分立意味著「西方那一套」,意味這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十年代有人問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香港有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趙紫陽說,你們搞的就是資本主義,所以沒有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

但鄧小平不能給三權分立正名,所以始終不承認三權分立。左派說,地方政府有沒有三權分立?這樣問好像很奇怪,我們這麼問,紐約有沒有三權分立。紐約當然有三權分立,雖然紐約沒有國家立法機構,但本地法案當然是本地議會訂立的,紐約法官當然獨立於行政當局。雖然紐約沒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憲法制度,但卻是在三權分立憲制規定下行事。

當然,政治制度是關鍵問題,三權分立不可能在專制體制下運作,它必須在民主的體制下才能有效運作。所以,香港應該是向前走到民主,還是向後退回到共產專制,這才是大問題。

當年,共產黨提議一國兩制,香港這一制度,不是單指市場化和私有產權這些經濟制度,最重要的,更是公民權利和獨立司法這些政治制度。沒有現代社會制度,香港哪有自己的一制?

我們看到的,是中共和香港政府,在還沒有到五十年不變的期限時,就拼命把香港拉回到專制制度中去,他們要消滅自由、民主這些「洪水猛獸」,因為民主和自由,法治和人權,是共產專制的大敵。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那本書裡面,談到東歐國家,主要是二戰前的德國,為什麼會由相對自由民主的制度,走向了專制專政制度。他的解釋是說,當生存出現危機,民眾的安全感大幅度降低的時候,人們願意出讓部分權利,換取安全。他當然指的是上世紀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經濟崩潰,而德國情況特別糟糕,所以才有希特勒上台,席捲歐洲。

這是這種制度倒退發生的時候,或者是之前的情況。中共獲得政權的情況確實也是這樣的。中國人先是和日本打了八年,然後再打四年的內戰,就是從1938年打到1949年,長達近12年的全面戰爭,經濟徹底崩潰,大家沒有飯吃,所以特別容易接受共產黨這樣的體制。

但在和平時期,既得利益階層為了保有特權,保證專制制度延續,他們特別需要危險和社會危機。如果沒有,他們會製造危機。喬治奧維爾的《動物農莊》裡面,專制者拿破崙,就拼命渲染外界危險,說雪球要帶人類攻佔動物農莊。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永遠都是敵對勢力,永遠都是別人欺負我,永遠都是亡我之心不死。以前我在廣州上小學上中學,老師每天都說香港的階級敵人多可怕,有親戚在香港的人,都是可疑的敵對份子,不要說香港人了。

現在輪到香港了。香港政府大概不好意思說太多敵對勢力,單他們有病毒。

所以香港瘟疫的危險一定很嚴重,社群限制絕對不能放鬆,就算是讓生意人,讓貨運,讓真有危險的人士進港,也不能讓香港人自己聚集,他們一定會強調多麼危險,多麼可怕。因為越是危險越是可怕,政府才越有正當權力去剝奪別人的權利。

十年前有一本書很流行暢銷,是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在那個書裡面,作者用大量歷史實施和各種數據,揭示了一個,其實我們一般人看起來很簡單的道理,就是社會經濟的成功和失敗,主要是因為制度。過去香港的成功,依靠的是香港的制度。而近年香港的衰落,尤其是未來香港的衰落,很抱歉,還是會因為制度。雨傘運動也好,反送中運動也好,都是制度失敗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造成失敗的原因。

沒有這樣的基本判斷,對香港的所有分析都是胡說八道,要不然就是笨蛋,要不然就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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