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士超原本是山東濟南一名律師,因代理群體案件,維護業主權益,向以國有企業為主的房地產開發商索賠,導致2020年6月1日,被中共山東省公安廳以涉嫌敲詐勒索犯罪通緝。

掌士超說,「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國有企業就代表著政府,國有企業的利益就代表了政府的利益。」

掌士超近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其實早在2018年9月,濟南公安就傳喚了他,理由是配合警方調查他2015年代理的民事案件。

警方威脅他說,已經掌握了他近十年代理的所有案件,這些案件給國有資產帶來巨大損失,存在敲詐勒索政府的嫌疑。

在感覺到自身安全可能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掌士超於2018年10月8日逃離中國,輾轉香港、紐西蘭、斐濟、英國等地。

掌士超說,他在2012年底轉到北京盈科濟南律事務所執業後,組建了一個團隊,專門代理一些入住多年卻拿不到產權證的小區業主,向樓盤開發商索賠。

2014年,北京市盈科(濟南)律事務所授予掌士超律師(右二)團隊「優秀維權團隊」。(掌士超提供)
2014年,北京市盈科(濟南)律事務所授予掌士超律師(右二)團隊「優秀維權團隊」。(掌士超提供)

他們的民生維權團隊被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授予掌士超律師團隊「優秀維權團隊」。(掌士超提供)
他們的民生維權團隊被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授予掌士超律師團隊「優秀維權團隊」。(掌士超提供)

幾年間,他們代理了大量此類案件,將十家山東省開發商告上法庭,其中七家是國企,從而幫助業主們向這些開發商索賠幾千萬人民幣。

而促使他逃離中國的誘因,則是濟南東拓置業公司開發的「濟高・理想嘉園」樓盤。他引述從當地規劃局調取的證據說,該樓盤原定規劃為20層公寓住宅,實際建成24層。因為超規劃建設,交房後幾年,開發商都辦不下來房產證。

掌士超告訴記者,濟南高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濟南東拓置業公司控股股東,而濟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又是濟南高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濟南東拓置業公司其實是一家國企。

掌士超介紹說,「這些老百姓在買國有企業開發的房子的時候,都是五證俱全的。但是他們買的都是期房,都需要兩年到三年以後才能交房的房子。在這兩年到三年的建設當中,開發商為了攫取更多的暴利,他們把原來的規劃調整了。」

「本來應該蓋10層的樓,為了多賺錢,就蓋成12層或者15層。這個時候,政府的監管缺失,或者說有一些黑色交易,那麼造成沒有人去查他,他正常地把樓蓋起來了。」

「但是在最後驗收辦房產證的時候,規劃局要來驗收。這屬於實際建設規劃和原來的設計規劃不符,就不可能辦房產證,但是購房款已經收了,開發商是最大的得利者,倒霉的人就是老百姓。他們花幾百萬,甚至窮盡一生財富買的房子,辦不了房產證。房子沒有房產證,證明法律上房子不是你的。」

掌士超從2013年開始代理想嘉園樓盤。當時他委託了幾個小區業委會負責人挨家挨戶找業主,呼籲他們打官司。最後這個有著兩千多戶業主的小區,五百多戶業主委託他的團隊代理案件。

很快,中共當局就把此案視為「敏感案件」,要求他放棄代理,同時法院也不予受理。掌士超經過不斷努力,並多次組織業主寫聯名信、拉橫幅,法院終於在2015年立了案。

掌士超說,「濟南從2014年左右就有這個政策,三人以上的案件就屬於群體案件,就必須要進行報備。像我代理的案件,性質特殊,少則幾10戶,多則幾百戶,如果按現在這個標準,是屬於嚴重的群體事件。」「群體案件必須要慎重,律師必須要上司法局報備,司法局同意,你才能代理。」

掌士超沒有理會司法局報備要求,因為他認為,報備不符合律師法規定,律師接案子是自由的。他給誰辯護是他的權利,而不是司法局決定能不能做。最後,司法局還以吊銷執照來威脅他。

掌士超認為,司法局是打著報備的名義,實行審批權。報備以後,律師能不能接案子,由司法局來做決定並通知,如果案子一個月不給通知,當事人早去委託別人了。

但掌士超也無奈地表示,「我們都知道憲法大於法律,法律大於規章制度。但是操作層面上,這些執法者就會把政策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此現象,他說,「特別普遍,要不然也不會造成我們律師執業環境這麼困難,特別是維權律師的執業環境更困難。」

關於中共政府司法局的性質,掌士超是這麼理解的,「律師要想正常執業,司法局的年檢是必須的,如果這個律師不聽話,做了當局認為不對的案子,那麼你明年的註冊、年檢就被拖延,拖延就意味著你不能執業,就斷了你的飯碗。說是律師執業的保護機構,但是這些年來,保護律師的案例很少,以吊銷執照、拖延註冊律師證為由的案例特別多。」

2018年,掌士超被北京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解僱。律所給出的理由是他「不服從濟南市司法局的規定和建議」,他的團隊也就此解散。

迫於中共當局壓力,掌士超團隊單方面解除了其餘300多戶的委託關係,最終只有170多戶得以立案。隨後,其中的大部份業主與開發商達成和解,提前拿到了少額賠償金,有50多戶業主堅持把官司打到最後。

掌士超說,直到2018年最後一份判決書下來時,他的團隊為這些立了案的業主爭取到了近千萬元賠償金,期間開發商被迫在2016年向當地政府補交了罰款,辦了房產證。

掌士超表示,這些年他不斷面對中共官方給他的壓力,「在這幾年做這些群體案子的過程當中,幾乎是濟南市每個區的公安局都叫我去,威脅過我,包括濟南司法局也曾經以拒絕年檢來威脅過我。最嚴重的一次,是政府部門僱的黑社會,把我的車四個輪胎扎破,然後在擋風玻璃上留了一封信,上面寫著我女兒幼兒園在幾年幾班,這是我感到威脅我家人最嚴重的一次。」

掌士超的妻子2019年幫他處理家事的過程中發現,他在國內的全部財產都已被查封或凍結,包括三套房子、一輛車和兩張銀行卡。當地公安還經常上門,敦促他家人勸他回國。

「我自從2018年10月8日從中國離開後,再沒有回過中國。在我離開三個月,第三個孩子出生,孩子快兩歲了,都沒有見過爸爸。這一切怎麼造成的?就因為我作為一名律師,代理了一些當局認為不該代理的案子,成了這種局面,我家裏財產全都被查封。」

最後,他希望中國儘快實現民主法制,能夠真正實現民主自由,「我們做律師的才有用武之地,要不然我們這些律師在中國都是笑話,法律的、法制的笑話。」

掌士超不無感概的說,「在國內很多東西都是敏感的,三人以上的案件是敏感的,土地拆遷案件是敏感的,法輪功案件是敏感的,總歸當局有很多法律上沒有規定的敏感案件,由他們自己的政策規定,然後讓律師遵守相應的規定。」

掌士超律師表示,中共對維權律師的打壓與迫害始終沒有過停止,當下維權律師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他作為一名維護民眾基本民事權利的律師,動了中共國有企業的利益,就動了中共的「芝士」,中共治下的所謂法治環境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