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旺傑提出的真知灼見
但那時西藏的形勢，正如平措所擔憂的，那個直通中央人脈的龐大而嚴密的權力結構，經過陰法唐這幾年的經營，更加有恃無恐。他們連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都不買賬，何況一個彝族小兄弟伍精華？
伍精華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時穿藏袍參與一些群眾宗教活動，被大漢族主義者譏為「喇嘛書記」。平措旺傑雖未接受胡耀邦建議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漢族主義者散佈流言攻擊。
他們說：「現在世界上有三個最壞的主張藏獨的藏人。一個在國外，達賴喇嘛。一個在國內，班禪喇嘛。一個在黨內，平措旺傑。」
平措旺傑雖未聽胡耀邦的話去西藏，但他給胡耀邦提過不少建議，如：
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開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的做法是錯的，從此就沒有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平等。
少數民族幹部必須真正有權，不能只給一個好聽的頭銜，卻沒有實權。
少數民族地區人少地多，漢族地區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應有計劃、有步驟進行，不能危及少數民族經濟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薩永遠不應變。拉薩藏語裏是「聖城」的意思，就像麥加對穆斯林一樣。如果布達拉宮被大群高樓簇擁，周圍全是講漢語的漢人，中國政府就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中央應重新評估導致達賴出走的1959年西藏暴亂。不能動用軍隊鎮壓少數民族地區，不能用軍隊來做警察應該做的工作。
平措旺傑的故事，已經由美國藏學家Melvyn.C.Goldstein根據本人口授，寫成自傳體的《一個西藏革命家》。2002年完稿後，執筆者Goldstein請平措自己寫一個「後記」。平措在「後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主張：「國家應該統一，少數民族不應該分裂出去，但應該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還說：「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沒有理由懷疑達賴喇嘛的動機，沒有理由歪曲達賴喇嘛的真誠無私，沒有理由攻擊達賴喇嘛的人格。康區、衛藏、安多三區的藏人，都從心底想念他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他們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時平措旺傑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議去西藏當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的命運會不同嗎？西藏會實現他的主張「在國家統一下的高度自治」嗎？
恐怕會比陰法唐、伍精華在那裏的狀況好，但不會長久。從全國形勢看，最多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傑不可能再在西藏待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條》所做的一切，也會被新來者胡錦濤毀於一旦。
這是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的統治邏輯所決定的，不是平措旺傑和胡耀邦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犧牲能夠改變的。
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傑這樣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去掃除障礙，開闢歷史前進的道路。但到了舊帝國殘留的障礙已經掃除，新帝國生長出自己的障礙時，這樣具有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的先鋒就成了新的權力者鞏固個人統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達賴真誠認同胡耀邦主張
1989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門「六四」屠殺之後，我在紐約見到達賴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見到他了。
第一次是1954年，在原燕京大學臨湖軒前的草坪上。我那時在清華大學教哲學，在燕大我學的是工科，但清華校長蔣南翔成立了哲學教研室，他自己當主任，找我當講師，讓我在建築系開了一門哲學課，我就到北京大學聽蘇聯哲學家薩道維奇為北大哲學系開的哲學課，作為自己教學的參考。
那時燕京大學已被撤消，北京大學搬來了燕園。那天我聽完課，走到臨湖軒前草坪時，剛好遇到達賴和班禪從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居住的臨湖軒中出來，碰了一個照面。我的印象只是兩個天真可愛的少年，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們是來這美麗的燕園參觀遊覽的。
三十五年後在紐約再見達賴喇嘛時，他已經五十四歲，容顏雖改，言談性格仍不失少年時的天真可愛，還是絲毫沒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對胡耀邦表示出真誠的認同，他也瞭解1980年的《西藏六條》。他說他就是受到《六條》影響決定放棄獨立主張，改為爭取充份自治的，那第一條不就是「充份自治」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說，就是爭取與中共談判實現自治，避免暴力與分裂。然而由於1989年3月西藏的戒嚴和鎮壓，接著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門的屠殺，達賴對談判雖有期待而不樂觀。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份自治的基礎上向世界開放，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經過這十年建設，局面早已改觀，暴力與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這十年中共對西藏和新疆的統治，與兩個《六條》背道而馳。新疆在先，西藏在後，執行的是王震、鄧力群五十年代初被毛澤東批判的大漢族主義路線，從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強烈的反抗意識，由於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諾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國分離之路。
中共展開對達賴全面進攻
胡錦濤時代，中共的邊疆政策，已經採取同達賴喇嘛全面對抗的進攻戰略：
第一，曾任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宣稱「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我們同達賴集團進行著一場血與火的尖銳鬥爭，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
這個張慶黎，來西藏前是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他曾吹噓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不是軍人出身的司令員」。他出身於山東省地方幹部，到新疆後開始發揮他的特殊才幹。他當兵團司令員時有一段名言：「我們兵團的使命是四個字：『屯墾戍邊』，戍邊就是穩定新疆，鞏固邊防，對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恐怖勢力和西方敵對勢力，要狠狠地打！一露頭就打！」
胡錦濤選這樣的人到西藏，其用意十分清楚。張慶黎到任前先放話，「對那些藏人，該抓的要抓，該殺的要殺！」完全是王震當新疆軍區司令員時對少數民族的口氣。來西藏後他又講，「西藏人民對共產黨非常熱愛，把共產黨看成佛祖一樣。」藏民極為反感。
第二，法定3月10日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舉行「紀念百萬農奴解放五十周年」座談會。
座談會上出現了一位十九歲的十一世班禪喇嘛確吉傑布，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攻擊達賴喇嘛，他說：「西藏的穩定，面臨一個無恥的人（指達賴）的攻擊。我想真誠地感謝共產黨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識別誰是真正熱愛和保護西藏人民，誰是出於個人動機破壞西藏的平靜和穩定。」
有趣的是，這個在十世班禪喇嘛去世後由共產黨精心挑選和教育出來的年輕喇嘛，如此誠實地坦言他的「一雙明亮的眼睛」是「共產黨給」的，他是在用「共產黨給的眼睛」去「明辨是非」。所以他對達賴的攻擊，也只是代表共產黨的「是非」罷了。
第三， 當時的外交部長楊潔篪在人大、政協記者會上宣稱，禁止達賴到訪應成為國際準則。
第四，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宣揚西藏建設成就，把西藏內部的緊張衝突完全歸之於西方煽動、破壞。
關於白皮書中對「西方煽動西藏內部緊張」的指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西藏問題專家本奈特（Robert Barnnett）說：「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會蓄意煽動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需要中國一同對抗經濟危機」。
對新疆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鄧小平帝國對新疆的統治，比西藏更殘暴。
第一， 王震的「大漢族主義」陰魂在新疆始終不散。五十年代毛澤東派習仲勳到新疆糾正王震、鄧力群的暴政，為時太短。王震雖然走了，他在新疆的「大漢族主義」勢力在王恩茂任區黨委書記時早已死灰復燃。八十年代初汪鋒在新疆剛開始執行胡耀邦的《新疆六條》，就因王震向鄧小平告狀被調出新疆，恢復王恩茂、谷景生的高壓統治。
第二， 二十一世紀初全球進入反恐怖主義戰爭年代時，江澤民和胡錦濤成功地把新疆維吾爾族的組織打成「恐怖主義」；並聯合新疆周邊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建立「上海合作組織」，以「反恐」之名暴力鎮壓新疆維吾爾族的民族自決運動。
第三， 新疆沒有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西藏產生雙重作用：一是對內，遵循理性、和平的「中間路線」，凝聚西藏的團結力量，使民族自治運動能夠長期堅持；二是對外，達賴的國際威望，使西藏人權狀況獲得全球關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國在行使暴力方面不得不有所節制。新疆就缺少這兩方面的制約，致使新疆內部的抗爭力量分散，方式激烈；外部缺乏國際對新疆人權狀況的關注，讓中國政府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暴力消滅不了人民的反抗
然而歷史表明，鄧小平帝國的暴力政策並不能消滅人民的反抗，達不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只有回到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邊疆政策，才能有真正的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但這又是做不到的，那種自信、開明的邊疆政策只能曇花一現。為甚麼？
因為邊疆政策不可能離開一個國家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五十年代初是一個新國家誕生與興起的年代。八十年代初是這個國家從動亂衰敗中重新奮起的年代。那兩個年代，不但邊疆政策，對內，對外的全盤戰略，都是自信的，開放的，無所畏懼的。鄧小平不是曾經要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讓流亡印度的藏族青年「回來看大字報，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嗎？鄧小平不是還說過「天塌下來也不怕，有胡耀邦、趙紫陽頂著」嗎？
那是對全國人民開放的年代，對世界人民開放的年代。但曾幾何時，鄧小平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憲法中去掉。他害怕了，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人權，害怕大字報。他當然也害怕民族區域自治，害怕給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一旦給了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權，全國人民跟著要起來，不就是全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了嗎？
所以從胡耀邦的《六條》，退回王震、鄧力群的「大漢族主義」邊疆政策，是鄧小平帝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所反映的是鄧小平與胡耀邦、平措旺傑這些改革先鋒們在世界觀上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觀很清楚：權力不是目的，生產不是目的，國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個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產的目的，國家的目的，領導人行使權力的目的。對西藏、對新疆是這樣，對全國，對全世界、全人類都這樣。（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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