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於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

我問:「吃驚甚麼?」

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誌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餘萬字。作者寓真,係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

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於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

紀念聶紺弩的雕像。(網絡圖片)
紀念聶紺弩的雕像。(網絡圖片)

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由於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蒐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於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衊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於寫作的,有關於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

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聶紺弩只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

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麼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甚麼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

我看得出來,寓真公佈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註: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麼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只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只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

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

他問:「小愚,你是因為甚麼進去的?」

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

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

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

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註: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於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於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

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

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於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裏的「反意」都摳了出來。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鐘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甚麼也沒關係……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於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裏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

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於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

「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採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麼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裏,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

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

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甚麼的。」

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甚麼場合、甚麼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甚麼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鐘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於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甚麼不告訴我真相?」

母親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

「知道。」母親答。

「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嚥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

「李大姐,你怎麼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臟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

母親不做聲。

「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甚麼……」母親聽不下去,伸出一隻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

「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裏面沒有一點歉意。

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份。有些東西靠生命和時間,是無法帶走和沖洗乾淨的。即使抹去了,想必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以另一種形式與我們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淚書於北京守愚齋(原載《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