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每年的7月1日定為建黨日,事實上中共建黨並非「七一」,而中共所宣稱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的歷史,其謊言無計其數,下面僅選取十大謊言來還原歷史真相。

謊言一: 「七一」是黨的生日

著名軍事評論員司馬成的文章《中共建黨並非「七一」》揭示了有關中共建黨的幾大謊言。

司馬成的文章指,中共的建黨時間官方從1921年算起,並不符合歷史事實。1920年4月底,共產國際代表在上海會見陳獨秀,提供經費資助促使在上海以及南方建黨。8月上旬,中共上海支部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記錄,中共建黨是在1920年8月。

為甚麼中共最終把其建黨日定於1921年7月1日?那是毛澤東於1938年5月提出來的。據說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董必武和毛都不記得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開。但為何不打電報去蘇聯查問?尷尬的歷史真相不利於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因為1920年陳獨秀建黨時,毛還是青年團員。

中共官方網站的公開資訊顯示:1920年夏至1921年春,中共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繼成立,其全國代表大會也開始醞釀。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中共代表大會,宣告中共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召開。大會的召開標誌中共的正式成立。

謊言二: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儘管中共《黨章》宣稱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出席(列席)中共一大的13人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而且不知哪一個人家庭出身於產業工人階級。

據中國網曾發表的《為甚麼毛澤東能成為一大代表?》一文表示,當年幾十個青年知識份子剛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從中又選出十幾個代表到上海開會成立一個組織。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加上共產國際代表,他們的平均年齡28歲,中共黨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人成立起來的,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

該文還表示,毛澤東1918年從長沙師範學校畢業,隨即到北京。經他後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和李大釗同意,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

謊言之三:中共的起家史

中共當年是拿了蘇聯的錢建立起的組織。當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尼克爾斯基指導中共一大會議。馬林向全國各地每個代表寄去經費100元。對於月薪6元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助理毛澤東來說是鉅款了。一大中央局組織委員張國燾預算有30個職業「幹革命的」,按月領取生活津貼20元至35元。陳獨秀報告共產國際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由中央機關支出12,000金盧布。

成立初期中共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陳獨秀在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中共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給中共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共黨員太不努力。

謊言之四:紅軍長征 是北上抗日

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

所謂的紅軍「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1933年—1934年10月,蔣介石採用德國軍事顧問提出的堡壘戰略,調集近百萬兵力向中共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損失慘重,無法立足。10月21日開始,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約九萬人倉皇從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逃竄,開始了萬里大逃亡——「長征」。

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開始形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三人集團」 ,他們躺在擔架上商議謀劃怎樣奪取黨政軍大權。

這個「三人集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 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裏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謊言五: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了90%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但事實真相真的如此嗎?

近年來海內外眾多歷史學家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告訴世人,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愚弄,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人的抗戰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紅軍自湖南逃到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境內,乘夜強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鎖線時,小諸葛白崇禧親自指揮桂系鋼軍與紅軍在湘江血戰。湖南何健派出的湘軍也隨後趕到廣西,跟桂軍從南北兩面合圍紅軍。

此役是中共紅軍在整個「長征」逃亡途中損失最慘烈的一役,紅軍血流成河,每一分鐘都有一個連甚至一個團被殲滅,由過湘江前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湘江慘敗後,在顧祝同、薛嶽指揮的中央軍堵截追擊下,中共紅軍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計劃通過甘肅河西走廊,逃到蘇聯去。

後因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中共中央於是決定留在陝北。

謊言六: 中國沒有發生大饑荒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2011年,香港大學馮客教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出版,書中據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大躍進餓死4,500萬人不是根據甚麼統計全國人口數量變化來的,當時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辦公室,把因飢餓產生的浮腫等現象詭稱二號病,這一死亡數字是定期向書記處彙報的。現在在中央檔案館和各地的檔案館都查得到原始資料。

大饑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甚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甚麼藥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饑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饑荒期間,許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大饑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1959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來解釋三年大饑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推託之辭。

謊言七:六四天安門事件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開明派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積壓已久的社會情緒。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

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民主潮所及,不僅彙集了大量學生和知識份子,也彙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更感動了大量體制內、即官場人士,如《人民日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橫幅。

但在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會裏,包括委員長和六名副委員長反對鎮壓學生。一批老將軍也表態反對鎮壓。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確反對鎮壓民眾而力主朝野對話。

然而,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30多萬解放軍,佔當時主力共軍的三分之一,包圍北京城。以總理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計劃。

1989年6月4日凌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機關槍掃射、用坦克碾壓人群。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在鄧小平和李鵬的極端指令下,共軍瘋狂射殺和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量民眾慘遭屠殺,血染廣場,屍遍街頭。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也稱「天安門事件」。

經過一夜屠城,共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大屠殺之後,鄧小平當局展開大逮捕。各地民運領袖紛紛被捕,被投入黑牢。部份民運領袖出逃海外。中共還展開大報復,許多參加過當年民主運動的學生,被剝奪學籍或學歷,畢業的不予分配工作。許多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則被開除公職。一度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中國知識界,重現萬馬齊喑的慘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