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大紀元記者在德國波恩召開的國際人權組織(IGFM)年會上,對羅特先生進行了專訪。他談起在中共東莞監獄的遭遇,看上去很平和。當筆者開始閱讀他的新書《龍年——七年零七個月,我是如何在中國監獄倖存的》時,才驚覺,要有怎樣的毅力和強大的內心信仰才能將此書完成。在他平和輕鬆的外表下,誰會輕易察覺那九死一生的經歷、支離破碎的心和無數嚥入肚中的憤怒與淚水。

以下是根據採訪內容以及《龍年》一書部份內容整理成的。

結識上流社會 公司業務遽增 羅特紙醉金迷

少年時期羅特先生就想要一輛法拉利,這個願望在他2004年到了中國幾年之後就實現了。那時候他和合夥人、來自上海的姑娘安吉麗娜一起經營了投資公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給他們帶來了商機,公司業務爆發式的增長。

之後,他買了一輛法拉利,當然車價比在德國購買要貴上三倍。這讓他成為首位在中國購買法拉利的白人,得以加入法拉利俱樂部,那時深圳只有50名成員,成為他躋身中國上流社會的通道。

有了這些渠道,羅特結識了各種各樣的政府官員和有錢人,跟他們建立了關係,公司業務成百倍上漲,很快營業額就遠超過上億美金。那時候,羅特被金錢所膨脹,學會過著中國上流社會人的奢侈生活,紙醉金迷,放縱自己。那時的他春風得意,自我感覺「太棒了」。

觸動中共的利益 禍從天降

禍端的起源也許從羅特建立「Finance China」的英文網站開始的。這是一個分析中國股市的網站。「我從中國政府那裏購買了中國許可證,一切手續都合法。網站非常成功,我投了大量資金,高價僱用了30多位金融分析師和翻譯,進行股市分析和新聞翻譯,並為外國投資者建立平台。」

公司成本非常高,當羅特收到來自美國和歐洲銀行以及對沖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許多詢問後,讓他喜出望外。一旦它運行下去,就可以飛速運轉並賺更多錢。他不清楚的是,這家公司的存在已經觸動了中共的地盤。

中共讓他的公司運轉了一年半。「但是這個項目令中國(中共)政府不滿,我被拘留前的一個月,一位熟人警告我,說你做的這個網站,政府不滿意,將會關閉這個網站。」羅特說自己持有中共政府發放的執照,一切都是合法的。熟人告訴他:「你還不明白嗎?你在監視名單上。」羅特沒有太當回事兒。

事後羅特說自己太愚蠢了,「自信的過頭了」,他說,「我有許可證,一切都合法。但這些在中國都沒有價值。」

羅特先生在書中寫道,我把自己當作甚麼人物了?(實際我就是)一個渺小的德國人,卻在分析中國股市時毫不顧忌政府的利益。共產黨的統治者絕無可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我完全忽略了:我的網站可以影響民意左右情緒,卻不受政府所控。一下子我就被宣判成了國家的敵人。直到我被關押,我才明白自己是在跟誰打交道。

「當我入獄後,聽說還有許多其他商人因「腐敗指控」或「欺詐指控」而入獄。」羅特對記者表示,「我們所有人的共同點是,我們擁有一家在邊緣領域非常成功的公司,然後中國(中共)政府乾脆將其吞併,並將他們關起來。」

非法關押、施壓   警察只想讓你精神崩潰

「在我被扣押那天(2011年5月20日),警察和我一起去了我的公寓,讓我打開保險櫃,包括珠寶、現金、手錶等在內大約有百萬美金。所有的東西後來都沒在沒收的清單上,是被警察偷走的。」羅特介紹說。

「我被拘留期間,有個年輕警察也因腐敗被判入獄,他向我做了解釋。當有人被拘留時,警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劫公寓,然後由他們瓜分。」羅特說自己還向法官報告了這事,然後法官說:「好吧,讓我們調查一下此案。」其中一名從他公寓偷東西的警察也參與調查。當然他們發現案子「不是他們自己幹的。」

「警察對我系統的施壓,不讓我入睡,侮辱和謾罵,威脅說如果我不承認有罪,或是供出合夥人、前女友安吉麗娜有罪的話,就判我死刑。」羅特說。

「拘留從三天延長到一周,之後是一個月,直到13個月。他們實際上沒幹別的,只想讓我精神崩潰,然後簽名說『好,我有罪』,或者讓我指控安吉麗娜有罪。」

羅特告訴記者自己沒有認罪,公司合夥人也沒這樣做。「警察會拿來假材料,說我的合夥人已經揭發我了,說我有罪。」他說,「警察還偽造了我的中文聲明,他們寫下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我從未說過這些。」羅特說自己總用英文寫聲明給警察,可是翻譯出來的中文跟英文根本就對不上。

「總之,中國警察使用一切方法來進行欺騙,最主要的是他們儘量延長時間,讓你暈頭轉向,分不清真假,他們說的一切都是謊言,純粹的謊言。目的是讓人崩潰,揭發對方,然後自己也獲罪。」羅特說。

在長達13個月的關押期間,羅特的律師扮演的角色更多像是牧師,因為中國法律的禁止,他拿不到任何關於案件的資料。律師提出的幾項異議,全部都被駁回。

羅特在書中寫道,到了2012年底,律師終於可以開始閱讀警方對羅特的指控材料,在讀完全部兩萬頁資料之後,律師對他說,「知道您有位甚麼樣的合夥人嗎?安吉麗娜沒說過一句指責您的話,她承擔了一切。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我一直相信安吉麗娜,善良、堅強、聰明的女人,不會讓我陷入困境。 現在這點確定了。 我很感動,默默地感謝她。 那可能是在中國被拘留七年零七個月期間最感人的時刻。」羅特寫道。

當問到這期間最糟糕的經歷時,羅特告訴記者,「不知道為甚麼被捕,甚麼都不告訴你,也沒有任何指控。你生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中,或你不知道甚麼是真實的。」他說牢房中還有一些警察的探子,會說「我們是您的朋友,我們幫助您」,並試圖監視你。你完全是無助的,任人擺佈。「只要有可能他們甚麼都幹,只為得到你的簽名,他們甚麼都承諾,試圖讓你認罪。」羅特說一旦簽名認罪,他們將擺佈你,說「你簽名了,現在你有罪了。現在你可以終身監禁了。」羅特說,「那是他們唯一的目的,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說謊者。」

羅特寫作出版的《龍年 Drachenjahre》一書封面。(Edel Books 出版社提供)
羅特寫作出版的《龍年 Drachenjahre》一書封面。(Edel Books 出版社提供)

經濟利益對默克爾來說比人權更重要

羅特在書中寫道,德國領事館一直建議羅特不要向媒體公開他的情況,理由是「不要惹怒中國人」。為此羅特一忍再忍,靠著信仰的力量活下去。在被關押了兩年零三個月之後,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對中國(中共)的法律制度早就喪失了信心。

「我為甚麼要長期聽從(德國)外交部官員的建議,在我看來,他們害怕惹怒中國人。我不在乎了,我的案子早就被定罪了,審判只是一場鬧劇。我早就看穿了共產黨,他們最討厭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場合提出批評的問題。」

「我決定自殺。我認為這是我唯一洗脫滿身髒污的辦法,哪怕倒在地上,但抬著頭顱。」他寫道。

羅特給母親去信,「媽媽,我在這裏看不到希望了,他們能夠為所欲為。你現在就去找媒體。如果這個案件到2013年9月12日我生日那天還不能在媒體上公開的話,那麼我已經死了。如果不在媒體上公開,我會在生日那天自殺。你應該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現在你必須往前衝,否則只有我的死可以帶來改變。因為那樣(中共政府)不得不回答問責。我受夠了,我不怕死亡。我與神溝通過了。我的死可以使許多無辜的人改變人生。」

羅特自殺的威脅震撼了他的母親,她終於拋開德國外交部的建議,開始聯繫媒體。她寫信給德國外長韋斯特韋爾、總理默克爾和總統高克。他們的回信語氣禮貌,但內容無關痛癢。

北威州的報紙充滿了對羅特案件的報道,人權組織「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ACAT)注意到了他的情況,多年來一直努力幫助他。柏林和北威州的議員也在幫他,敦促聯邦政府「利用其影響力,以便在沒有針對羅貝爾特.羅特的具體指控時立即釋放他」。但是德國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如果他們真的做了嘗試的話。

「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沒有放棄, 2014年1月在中國(中共)對羅特作出判決時,該組織給當時的外長斯坦邁爾寫信,並要求他提供有關外交部和駐北京使館正在做甚麼的信息。」

「外長的回信沒有明確的立場,只提供了一些答非所問的信息。當2018年羅特回到德國看到這封信之後,對這封信的印象是:「這與我在東莞的地獄中得到越來越多的印象是一致的:德國經濟利益對默克爾政府來說比人權更重要。」

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同乘一條船

在被非法關押了三年多之後,羅特才走上法庭。

第一次庭審時,羅特終於見到了他的合夥人、前女友安吉麗娜,她蒼白著臉,眼睛盯著地面,不跟他對視。

他們雙方律師都為他們進行無罪辯護。羅特在書中寫道,像我一樣,安吉麗娜一再重申她的清白。審判過程中沒有聽到一個證人的證詞,判決完全基於警方漏洞百出的調查結果。

當我的辯護律師對警方的調查提出懷疑和質問時,主審法官以正義凜然的架勢大聲咆哮,使當時廳裏聽審的人都嚇得抖了一下。(他稱)這種行為是對警方及檢察官工作能力的「污衊」,他不能允許。

「我的律師楊謙武(音譯)強烈要求警方交出之前被沒收的我的筆記本電腦。(警方)藉口聞所未聞,例如調查人員因為沒有蘋果電腦充電器,所以無法對此評估。真的很荒誕。最後(我的律師)檢查完所有電子郵件後得出結論,郵箱中沒有任何我與據稱受到合同欺詐者之間的聯絡。但是律師提出的質疑沒有得到法庭的回覆。」

儘管如此,法庭還是以「嚴重詐騙合同」罪判了羅特8年徒刑。「8年,該死的漫長時間」,他在書中寫道,「但安吉麗娜該說甚麼呢,她被判了終身監禁。」

羅特對記者表示,幸虧合夥人安吉麗娜沒有出賣他,也因為他是德國人,獲刑8年。他也沒有出賣安吉麗娜,可是身為同一案件中的中國人,她卻要被終身監禁。

「在中國要判你刑很容易,因為有中國的『法律』,不管你是加拿大人、美國人、哥倫比亞人還是哪國人,在那兒判你刑一定很『合理』。」羅特說,「因為如果他們想判你的刑,總能找出點甚麼理由來。」

說到中國法律與德國的不同之處,羅特說:「根本無法進行比較,中國沒有法律。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坐在同一條船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