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成為湖北武漢市張先生永遠痛苦的日子,這一天他父親染疫離開人世。這一切是因為中共政府隱瞞疫情讓他的父親在醫院感染。目前張先生要求追責,要為武漢所有因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罹難的人們立碑紀念,以警示後人,但他卻成了中共維穩打壓的對象。

不知疫情真相 回武漢治病

張父為治骨折入住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卻感染中共病毒去世。圖為醫院大樓。醫院原名: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wikipedia)
張父為治骨折入住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卻感染中共病毒去世。圖為醫院大樓。醫院原名: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wikipedia)

2019年初,張先生把76歲的父親從武漢接到深圳來照顧。今年1月15日,父親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張先生給父親的原單位打電話說明情況後,被告知:在深圳治療需自費,回武漢治療享受公費。

由於中共的隱瞞,不知疫情的張先生和父親在1月16日動身回武漢,17日住進了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張先生說,「當時看似很正常,我父親到醫院的時候做了檢查,並沒有發燒、發熱,而且醫院醫護也沒有穿防護服,人們都是很正常地生活,街面上也沒看到人們戴口罩。」

張先生表示,幾天後,他父親出現發燒現象,一開始晚上發燒,白天就退了,後來發燒頻率變高,醫生懷疑感染了肺炎,就申請做核酸檢測。1月30日,檢測結果出來是陽性,醫生和護士全穿上了防護服,但那時的父親瞳孔擴散,已處於昏迷狀態了。

2月1日,張先生的父親在去世前幾小時從普通病房被轉到隔離區。「我父親去世我才知道這個中部醫院有一個隔離病區,專門收治新冠肺炎(中共肺炎)患者」,張先生說,「具體甚麼時候成立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裏面是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者,因為外面拉了警戒線,所以說我父親肯定是在醫院被感染的。」

由於堅持,張先生最後進了隔離病房,在醫生宣佈死訊後給父親換上了新買的衣服,讓他有尊嚴地走,他也是武漢在疫情下唯一一位最後目睹父親離開人世而且全程照相的家屬。

他在隔離病房裏等了很長時間,直到晚上10點多才等來武昌殯儀館的車。車門打開的時候,他看見裏面已經放了一具屍體。

張先生被告知,武漢規定感染中共病毒去世的人要立即火化,家屬不能去殯儀館。他從那以後再也沒見過父親的遺體。

張先生說,他的父親不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走得很痛苦,因為不能呼吸,是憋死的。「我父親在昏迷前跟我說的話,我永遠都不能忘。他說,『兒子,爸爸不想死』。讓我求求醫生救救他,這句話我終生不會忘記的,我每次想起這些話都很痛苦」張先生說。

他感覺當初送父親回武漢是去送死,心裏一直過不去這一關,後悔萬分。如果政府不瞞報,他無論如何也不會這麼做。

他說,「武漢市政府早期也沒有公佈這個消息,他們聲稱可防可控,所謂專家也說不存在人傳人,這就是很典型的一個犯罪行為,我是這麼認為的,漠視生命,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很寶貴的。」

拒絕單位「全程陪同」領骨灰

張父早年參加過中共第一顆原子彈的實驗工程,當時由於核輻射一隻耳朵失聰,內臟也受到損傷。(微博截圖)
張父早年參加過中共第一顆原子彈的實驗工程,當時由於核輻射一隻耳朵失聰,內臟也受到損傷。(微博截圖)

張先生的父親早年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實驗工程,由於核輻射一隻耳朵失聰,內臟也受到損傷。他有兩個單位,一個是武漢市商業服務學院,另一個是退役軍人事務局。

遺體火化後,張先生想去領回父親的骨灰,但父親原單位稱要「全程陪同」,否則無法領到。「我特別反感這樣的陪同,因為我是個成年人,不是3歲的小孩,沒必要。」

張先生說,「中國的傳統,領骨灰、下葬都只有家人,這是一個很私密的,同時還是一個莊重、嚴肅的事情,沒有誰希望有外人參與,而且是單位的,我也知道他們的所謂陪同是武漢市政府給的任務。」

後來,張先生得知武漢市政法委經常跟父親單位聯繫,他在3月底還接到政法委誤打的電話,稱張某某(張父)家屬還不穩定,單位或社區全程陪同是武漢市的一個規定,不允許家屬單獨領骨灰。

「我就感到非常氣憤,他們不解決我的問題,(把)我的電話、微信、微博都監控了,……讓別人看不到我了。」張先生說。

有很多逝者的家屬在體制內上班,更是無奈被脅迫。據張先生所知,公安和社區用電話騷擾一位這樣的家屬,還上單位去找人,為了完成所謂的任務,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逼迫他去領灰、下葬。他說,「(政府怕家屬)在領灰的過程中認識了,然後再一起談、一起追責,所以把家屬分開,然後全程陪同,他看著你。對這種行為我是接受不了的。」

到目前為止,很多家屬都抵制社區的逼迫,把骨灰寄存在殯儀館裏。張先生也表示,由於他接受過媒體採訪,當局更不可能讓他獨自去領。他要等到不受監控的那天,親自把父親的骨灰領回來和已逝的母親合葬。「我父親的骨灰我肯定是要領,但是前提是,我絕對不能接受有其他的陌生人、不是我的家人來全程監控。」

此前,有家屬反映領到的並不是親人的骨灰,因為其中夾雜著金屬皮帶扣等陌生物品。張先生說他聽人家講過這件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空穴來風,肯定是發生了才出現這個說法。他有把握識別父親的骨灰,但是不能在群裏說,怕被監聽。

要求追責 為逝者立碑

無數生命在中共的隱瞞和謊言中逝去了,但除了三千元人民幣的慰問金,政府沒給任何說法,也沒有其它方面的安慰。張先生說自己「感到特別心寒」。

於是,他勇敢地實名站出來要求追責,還要求為武漢所有感染中共肺炎(武漢肺炎)去世的人立紀念碑。他說立碑的初衷一個是緬懷親人,不忘這段可怕的歷史;另一個是為了警示後人。

「再遇到病毒的威脅、疫情就應該及時地公開,及時地報導出來,同時要警示人民要有防護意識,而不是像武漢政府早期那麼瞞報。如果這件事情不能得到警示,悲劇武漢下次還會來。」他說。

張先生表示,他知道追責和立碑的難度很大,政府肯定不會答應,但他還是要努力去做。這些事也許最後不會有甚麼結果,但是他努力了,也好對父親有一個交代。

1679年的奧地利維也納黑死病(鼠疫)肆虐,瘟疫奪走了三分之二維也納人的生命。為了紀念死於鼠疫的受難者,當時的奧地利皇帝下令建造了一尊紀念柱。圖為矗立在維也納的黑死病紀念柱。 (wikimedia)
1679年的奧地利維也納黑死病(鼠疫)肆虐,瘟疫奪走了三分之二維也納人的生命。為了紀念死於鼠疫的受難者,當時的奧地利皇帝下令建造了一尊紀念柱。圖為矗立在維也納的黑死病紀念柱。 (wikimedia)

警察兩次找上門

父親去世後,張先生在武漢的家中自我隔離,一直到4月8日武漢解封。後來回到深圳,他間隔7天做了兩次核酸檢測,包括體檢,身體一切正常。

由於呼籲追責發聲,張先生被中共盯上,受到嚴密監控。4月29日,深圳警方叫他去派出所,要求他別在網上發表「不實言論」。

「我所說的一切都是事實,如果認為我犯了甚麼罪,可以抓人,我不怕甚麼的,我的爸爸絕不可能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成了受害者,而人為造成這場災難的人卻沒有受到懲罰。」張先生說,「我不怕,因為我認為我是正義的,你把我的親人害死了,難道我不能發聲嗎?不能追責嗎?」

5月4日,當地公安又讓張先生去派出所,為的是他創建受害者家屬微信群。警察拿出了微信聊天記錄,裏面有大家聊追責的內容,也有家屬提到請律師打官司。警察稱不能建群,張先生拒絕說,「哪家法律規定?我建群是合法的,這群是我建的,我肯定是不會把群拆了。」

深圳警察明確告訴張先生,他們希望他回武漢,只要不在這裏他們就沒事;他們也是被逼著來的,奉命行事。他還得知,武漢有些家屬被公安一天打無數次電話、三天兩頭登門。「人家也說得很清楚,這是上邊一層層壓下來的,是簽了責任狀的,要監控家屬,沒監控好,他們是要被……飯碗都是會丟的。」

張先生說,他會在短期內回武漢,但只要他堅持追責,走到哪裏都會被盯著。他說,「一樣的,只要在中國、只要我發聲,他們會長期地全方位監控的,只要我把嘴閉上,他們會觀察一段時間,然後就放過我。」

有些武漢的家屬已被告知,如果一個月不發聲、不「串聯」,「上面就不會盯著你了」。

據悉,武漢警方明確透露:如果5名家屬聯繫在一起追責,政府就會抓人。家屬的微信處於被監控狀態。

再難也要努力維權

雖然官方聲稱中國染疫死亡的人數只有四千多,但張先生認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永遠無法知曉。

「因為那時醫療系統崩潰了,居家隔離導致疫情更加嚴重,一個人居家隔離,導致全家人被感染,很多人根本沒有到醫院治療就在家中去世了」,他說,「這些人有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症狀,因這病死了,但是沒有被計入中共肺炎死亡人數中,到底有多少這樣的人去世了,這是個迷。」

很多家屬都要討個說法,他們的親人都出現感染症狀,但或沒機會去醫院救治,或到了醫院也沒得到及時檢測。

他們希望逝者能被計入確診名單,在四處奔波追責。

張先生也還在繼續努力著,他在微博上發起募捐,記錄每一筆捐款,希望用來立碑。要是達不成這個願望,他就把這些錢用在受害者家屬身上。

「世上很多東西都是困難的,哪怕不成功,但是我努力過了,不敢與努力過了是兩個概念,」他說,「不管多難,我努力過,我發聲過,不管能不能達到我要的結果,我也好給我父親有個交代,你的兒子不是孬種,還是有骨氣的。」

張先生希望世人能更多地關注受害者家屬的近況,也希望慈善機構能幫助這些家屬。他說,「因為他們很困難,很多家庭是頂梁柱去世了,整個家庭都垮了,政府不管他們,希望大家給予愛惜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