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4.25」事件21周年,也是中共持續迫害法輪功的第21年。當時,我在中紀委監察部工作,同時,也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我也參加了「4.25」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和平上訪。

21年後再回首,往事歷歷在目,心中無限感慨。特將我親歷的這一事件記錄下來,留下一份歷史的見證。

我去中南海上訪的動因

我是1995年5月3日開始修煉法輪功的。那一年,我32歲。此前,我的人生,表面看上去,一直在往上走:大學畢業後,直接考取碩士研究生;之後,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師從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的高放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被分配到中紀委監察部工作。1995年5月16日,成為副處級官員。

但是,人為甚麼活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人為甚麼會生病?如何才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心靈?如何對待權力、金錢、美色?我一直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工作期間,我經常聽到領導講,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過好權力關、金錢關、美色關等。但是,我看到中紀委監察部查辦的那些省(部)級及以上的高官,在落馬前,他們接受了大量這樣的教育,他們在公開正式場合,都是這麼說的,但是,做的卻完全相反。這到底是為甚麼?

我剛開始是抱著袪病健身的目的修煉法輪功的。很多人都說,法輪功袪病健身效果好,我親身實踐,確實是這樣。到1999年4月25日,我修煉法輪功近4年,沒花中紀委監察部1分錢醫藥費,身體狀況良好。

經過反覆通讀法輪功的經典著作《轉法輪》,特別是多次參加大型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對我的心靈觸動非常大。上面提到的長期困擾我的問題,全部都得到解答。在「錢」和「色」這兩個當代中共官場最大的問題上,不誇張地說,我按照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父的要求,做到了最好。

修煉法輪功的4年,是我有生以來各方面表現最好的4年。1998年7月的一天,中共政治局作出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不再經商的決策。當天下午,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主持召開中紀委常委會,我列席會議。會後,由我執筆起草了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關於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不再經商的通知」。這項工作涉及中共黨政軍最高機密,只有最信任的人才可能參與。

1998年11月,領導安排我到東北、西北、西南調研。到黑龍江的第3天,我就被緊急召回北京,說是根據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錦濤的指示,有一個重要講話要起草。當時,中紀委監察部有1000多人,筆桿子不少。1998年一整年,我只出了這麼一次差,出去僅3天,就被召回。這件事充份說明,當時,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對我是非常信任和器重的。直到「4.25」事件發生前9天,我還參與了尉健行一個重要講話的起草。

修煉法輪功近4年,我學習勤奮,工作認真,生活簡樸,作風正派。正因為此,直到1999年「4.25」事件發生時,中紀委監察部領導沒有一個人反對我修煉法輪功。直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日,中紀委監察部領導一直沒有禁止我修煉法輪功。

我是法輪功的親身受益者,當法輪功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我站出來,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理所當然。

我騎單車到中南海

1999年4月25日早晨,跟往常一樣,我煉完了法輪功的5套功法。突然,電話鈴聲響了。電話是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校友、也是煉法輪功的朋友打來的。她是天津人。她說,天津發生了警察毆打、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嚴重事件,她和她的家人都準備到中南海上訪,問我去不去。我在進一步了解了有關情況後說,我去。

這一天是星期天,天氣很好,陽光明媚。我帶上一本《轉法輪》,就匆匆下樓,騎上單車,直奔中南海。剛到家門口的過街天橋時,突然想到,我沒帶工作證,到了中南海,怎麼進去呀。於是,立即返回家,取了工作證之後,再出發。一路上,看到不少法輪功學員正朝中南海方向走。到了中南海北門時,文津街的北邊已站滿了人,往西看,中南海西門對著的府右街,也已站滿了人。

當時,我看到,雖然人很多,但秩序很好,沒有人大聲喧譁,沒有人打橫幅、發傳單、喊口號,也沒有影響正常的交通。大多數人靜靜地站在街邊,有的在看《轉法輪》,有的在煉功,有的在小聲交談,沒有看到任何人有任何過激言行。

我把單車停好後,獨自一人,穿過馬路,直接進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進去後,我把工作證遞給裏面的工作人員,說:「我想向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問題。」工作人員接過我的工作證後說:「請稍等一等。」

在中南海跟中紀委領導談話

過了一會兒,兩位自稱是國家信訪局的官員,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跟我談話。我把我了解到的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打、被抓情況,以及我了解的法輪功的有關情況向他們做了介紹,還把隨身帶的一本《轉法輪》送給他們。之後,他們就離開了。

又等了一會兒,等來4位中紀委監察部領導——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長何勇,時任中紀委副書記夏贊忠,時任監察部副部長干以勝,時任中紀委法規室主任屈萬祥。之後,他們把我帶到中南海中央警衛局的一間辦公室,跟我談話。何勇主談,其他人不時插話。

何勇說:「先不談法輪功的是與非,你是中紀委監察部的幹部,你在今天這個時間,到這個地方來,你就是錯的,是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何勇為甚麼這麼說呢?第一,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必須講政治。第二,4月25日是中共所謂的「敏感日」。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後,北京不少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逐步演變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運動。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之後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從此,每年4月26日左右,都是中共所謂的「敏感日」。第三,中南海是中共最高權力機關所在地。

我說:「我就是來反映法輪功問題的,怎麼能不談法輪功問題呢?」我向何勇介紹了此前法輪功學員向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問題的有關情況。

1998年11月22日左右,在XXX賓館吃午飯時,我親手將我寫的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等3份材料,送到尉健行手上。當時,我說:「現在,全國有上億人修煉法輪功,我在信中反映的問題,非常重要,請您一定抽空看一看。」尉健行接過信後說:「我一定看。」後來,時任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告訴我,尉健行看過後,將這3份材料交給了他。對我反映的問題,尉健行沒表態。

1998年8月底,中紀委監察部副局級官員葛秀蘭等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信江澤民總書記並朱鎔基總理,反映法輪功問題。沒有任何回音。

1998年8月中旬,我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寄給江澤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時任中宣部長丁關根。沒有任何回音。

1998年8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前院長李其華、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長葉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關貴敏等21名法輪功修煉者,聯名致信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問題。沒有任何回音。

何勇說,你給尉健行寫信,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法輪功問題,這都沒有錯。但是,你就不能在這個時間到這個地點來。

我說,我來中南海反映法輪功問題,既沒有違反憲法,也沒有違反黨章;是因為法輪功學員長期向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問題,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以至於發生了天津警方毆打、非法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我才到這裏來的。

我還特別談到了法輪功書籍出版問題。1996年7月24日,新聞出版署發佈文件,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等法輪功書籍。也就是說,在中國大陸,從1996年7月起,法輪功的所有書籍,都成了禁書。出版、發行法輪功的書籍是非法的,那麼,閱讀、收藏、傳播法輪功的書籍,是不是非法的?按照法輪功的書籍修煉法輪功,是不是非法的?

當時,全國各地許多法輪功學員給新聞出版署圖書司寫信,要求解禁法輪功的書籍。我也寫了一封題為《功德無量<轉法輪>》的信,寄給新聞出版署圖書司,但是,沒有任何回音。

我還談到公安機關干擾法輪功學員學法煉功問題。我說,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以秘密方式深入調查、蒐集法輪功「違法犯罪」證據。江蘇、遼寧、山東、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發生一些警察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拘禁法輪功學員、抄家、罰款等嚴重違法問題。

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仿傚公安部一局的《通知》,以「法輪功是公安部明令禁止的非法氣功」為名,向所屬公安部門下發《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對法輪功要「立即予以取締」。

何勇繼續說,這裏先不談法輪功的是非。你今天到這個地方來本身就錯了。作為你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具體表現,你立即出去勸那些法輪功學員趕快離開。勸走一個算一個。

我說:我只對我個人的行為負責。我違反了黨紀,您按黨紀處分我;我違反了政紀,您按政紀處分我;我違反了法律,您按法律處分我。外邊那些法輪功學員,不是我要他們來的,他們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整個談話大約持續了3個小時。從始至終,何勇等4位領導都沒有說法輪功的對與錯,全部重心集中在我不該在這個時間到這個地方來。從始至終,我都沒有承認我在這個時間到這個地方來有任何錯。看實在談不出甚麼結果來,到下午4點多,我被帶回中紀委大院。到晚上9點左右,監察部副部長干以勝把我送回家。

這次在中南海面對面跟何勇等中紀委監察部領導談話,是我永生難忘的一次經歷。何勇在中紀委監察部參與領導查辦了許多大案要案。他是正部級,我是副處級,我們之間相差5個級別。中共官場有個說法:「官大一級壓死人。」如果是一個把烏紗帽看得很重的人,聽到何勇的嚴厲批評,可能早就嚇的直哆嗦了。但是,整個談話過程中,我都不卑不亢,一直沒認錯。如果不是修煉法輪大法,是絕對做不到這一點的。

我後來了解到:4月25日當天,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從中南海西門出來,找中國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石采東等3名法輪功學員進中南海,向他們了解情況。石采東等提出3點訴求:第一,立即釋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第二,允許法輪功的書籍公開出版發行;第三,為法輪功學員提供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

到晚上9點左右,聚集在中南海圍牆外的法輪功學員,得知天津被非法抓捕的40多名法輪功學員已全部獲釋後,立即安靜有序地撤離,警察扔在地上的煙頭都被撿走了,地上乾乾淨淨,連一片紙屑都沒留下。

寫作《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有關情況

1999年4月29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一天,中紀委監察部有關領導向我傳達了江澤民「4.25」事件當晚寫給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信中,江澤民提出了「戰勝法輪功」的論斷。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就法輪功問題表態,而且是全盤否定性的。

當時,我認為,江澤民可能不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中紀委監察部領導要求我就「4.25」去中南海寫一個書面材料。在認真回顧了自己修煉法輪功近4年的親身經歷,以及我聽到、看到的大量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心得體會後,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5月8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澤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信中,我談了法輪大法的六大好處:(1)只講奉獻,不講索取;(2)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3)非常重視心性修煉,對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作用;(4)實行鬆散管理,不干涉國家政治;(5)促進了中外傳統文化的交流,客觀上已成為人類進步事業的重要因素;(6)揭示了許許多多科學的奧秘,是真正超常的科學。

這封信1999年7月27日發表在明慧網上。21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封信,除了一些黨文化的用詞用句外,除了當時作為中共體制內官員對中共認識的侷限性外,基本觀點仍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信中,我寫道:「可以預言,將來不論有多大的阻力和障礙,還會有更多的人加入法輪大法修煉者的行列之中。」事實證明,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在中共以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21年後的今天,法輪功已傳播到全世界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法輪功的經典著作《轉法輪》已被譯成40多種外語,在中國大陸以外公開出版發行,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被翻譯成外文最多的經典。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因為對人類身心健康的卓越貢獻,受到超越黨派、國界、種族、語言、年齡、職業、文化、宗教信仰的各階層人士,發自內心的敬仰與推崇。

兩點感悟:

第一,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是完全錯誤的。

法輪功是1992年5月13日從中國東北長春市傳出的。到1999年4月25日,短短7年間,沒花中共政府1分錢,通過人傳人,心傳心,迅速傳遍全中國,傳到全世界。靠的是甚麼?不是強迫命令,不是金錢權勢,而是法輪功淨化身心的奇效。

「4.25」事件發生前,長達7年的時間裏,作為中共黨魁,江澤民擁有一切便利條件,及時了解並妥善處理法輪功問題。但是,江澤民從來沒有對法輪功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包括我本人在內,全國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給江澤民寫信反映法輪功問題,全都沒有引起他的重視。江澤民的嚴重失職,是「4.25」事件發生的最大內因。

「4.25」事件發生後,關於法輪功的真話,江澤民一句也聽不進去,一意孤行,非要迫害法輪功不可。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就「如何戰勝法輪功」發表長篇講話。江澤民提議成立中央解決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著手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問題進行調查。1999年6月10日,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中央610辦公室成立。

之後,中央610辦公室根據江澤民「戰勝法輪功」的結論,到全國各地找證明這個結論正確的證據。凡是說法輪功好的,儘管是大量的,普遍的,一概不予採納;凡是說法輪功不好的,儘管全是假的,如獲至寶。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取締法輪功的決策。

由於1999年「4.25」事件當晚江澤民「戰勝法輪功」的結論是錯的,據此找到的「證據」是錯的,據此作出的取締法輪功的決策也必然是錯的。

第二,江澤民已成千古罪人,希望習近平以江澤民為戒。

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將他本人變成臭不可聞的千古罪人。從2000年起,法輪功學員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江澤民告上法庭。從2015年5月1日起,全世界21萬名法輪功學員,實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控告江澤民。江澤民早已被押上歷史、道德、人心的審判台,等待他的,必將是法律的正義大審判。

江澤民因聽不進真話,決策錯誤,導致極其嚴重的惡果。中共持續迫害法輪功21年的後果是,中共變成了全世界最腐敗的政黨,全世界人民追責、算總帳的政黨。

在「4.25」事件21周年這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裏,作為一個曾經在中紀委監察部工作過的國家公務員,我奉勸習近平等高層領導人為國家民族著想,為自己的一生聲名和未來著想,靜下心來,認真看一看這篇文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該怎麼做,才不至於「在歷史上留下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