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光（二）

一九五六年，顧准叔叔從上海調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自此命運把我們全家與顧准叔叔緊緊連在了一起。

顧准叔叔調到北京後，我們兩家分別住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的甲樓和特樓。這期間，父親將他最珍愛的一套英文版書籍贈與了顧准叔叔。

晚上閒暇時，父親常帶著幼小的我和哥哥去顧准叔叔家串門。我們每次去顧准叔叔家，顧准叔叔的夫人汪璧阿姨（也是武衛會成員）、母親和子女，一大家人都出來迎接我們，很是熱鬧。

每次顧准叔叔夫婦把我們安頓在一個褐色的皮沙發上，很慈愛地看著不安分的哥哥在沙發上顛來顛去後，就與父親進入另一個房間交談。他們談了很久，哥哥顛累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

每次回家，父親都抱著熟睡的哥哥，由顧准叔叔夫婦從後門把我們送出來。有一次，顧准叔叔剛從新疆考察歸來第二天，父親即帶著我和哥哥去看望。汪璧阿姨立刻將顧准叔叔帶回來的、在當時很稀有的新疆葡萄乾拿來招待我們，還送給我家很多。

常言道：人生如夢、人生苦短。在中共治下，人們更是沒有幾天好日子過。我們兩家僅享受了中共篡政後幾年的好時光，幸福就如流水一去不返。

隨著反右運動的到來，顧叔叔家潔白的牆壁、明亮的燈光、褐色的皮沙發、溫馨的大家庭都成為美好的回憶。而我快樂的童年、父親的書房、父母的睡床，以及我們孩子們的每一間臥室，都隨著反右運動而消失，成為了永遠的回憶。

在經歷了政治運動給我家帶來的巨變中，這段短暫而又美好溫馨的童年記憶成為我日後成長、認知世界的精神饗宴。

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對地下黨作出如下批示：「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父親和顧准叔叔，以及大批在白區工作的幹部從此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逐步淘汰」。

一九五六年，在「向科學進軍」的鬥爭中，某人借康生的勢力挑起事端，使父親在全國受到批判。一九五八年，父親因此被打成「右派」和「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簡稱「狄、林反黨集」），凡給父親打過字、說過話、支持父親的人都成為了反黨集團成員。

父親一夜之間由共產黨的革命老幹部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剝奪了領取工資的權利，只給最低生活費維持生存，我家也由甲樓搬到了丙樓。

為了不牽連別人，父親與親朋好友都斷絕了來往，也不再到顧准叔叔家去。儘管如此，顧准叔叔還掛念著我們幾個年幼的孩子們，委派與我們同齡的女兒到我家給我們送來兒童讀物。

一九五七年，父親在《經濟研究》第二期上批准刊登了顧准叔叔撰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一文。不曾想，顧准叔叔僅僅提出了計劃經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的觀點，卻受到以某人為符號的偽正統的打擊，在社會上被批為「放毒」，是修正主義。

在父親被打成右派後不久，顧准叔叔也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河北贊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勞改，一九六二年，再重回經濟所做研究員。一九六五年又一次被打成右派，在周口店大韓繼勞改。

靠整人起家的某人，製造的這場經濟學界浩劫歷時十餘載，不僅打倒了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第一任領導班子狄超白、父親，延燒到了顧准，還打倒了第二代領導孫冶方。文革期間，其人的一張大字報就將孫冶方送進了秦城監獄。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壞中華傳統文化，全國到處破「四舊」，砸廟宇，打、砸、搶，停產、停課鬧革命，武鬥殺人。父親一直被康生追殺，此時正是康生殺人滅口的好機會，父親身處險境，而顧准叔叔夫婦處境也很艱難。

顧准叔叔為不牽連妻子和子女，被迫離婚。在他們夫妻不能相見的日子裡，父親不顧危險，常去看望逆境中的汪璧阿姨，帶給她生活下去的勇氣，並為他們夫婦互遞資訊。但汪璧阿姨的境況越來越糟，她擔心父親被人告發，為了父親的安全，她叫父親不要再來了。
父親也為不給汪璧阿姨添麻煩而終止了看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受康生指使的造反派突然闖入我家抄家，抄走了父親幾十年革命生涯所涉黨內機密和文稿。不久，造反派通知父親晚上八點到經濟所去。父親憑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預感到危險來臨，決定立刻離家躲避。

但造反派已派人監視我家，父親無法脫身，派母親假藉買東西、倒垃圾出去探情況。
母親三出家門都有人監視，終於在晚上五點等到了機會，父親迅速離家出走。他們計畫未遂，第二天迫不及待地闖到我家公開綁架。

那天，天剛濛濛亮，造反派就到我家砸門。母親開門後，他們氣勢洶洶地喊：「人哪兒去了？」

母親說：「去醫院了。」

他們闖進我家，到處搜查，還趴到床底下去找。父親生命難保，緊急請求毛澤東給予保護。在焦急等待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夜裡，兩位軍人來到我家。其中一位出示介紹信說：「我叫王金嶺，是北京衛戍區的，毛主席派我們來保護林里夫。」

母親喜出望外。軍車在樓下等候，王金嶺讓母親帶路去接父親，並去造反派頭子家，命他將抄走的全部材料上交北京衛戍司令部。造反派頭子嚇壞了，立即照辦。

父親是幸運的，文革中保住了命，但汪璧阿姨卻很不幸。在父親被保護期間，造反派威逼汪璧阿姨交出一個莫須有的材料，汪璧阿姨拿不出來，被逼無奈，於一九六八年四月自殺。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夕，武鬥已平息。軍宣隊進駐接管後，父親向毛澤東提出取消保護。父親回家後，打聽汪璧阿姨的消息，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殺。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發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勞動。迫不得已，我於一九六八年底到內蒙高寒地區插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經濟研究所是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幹校的「先遣隊」。

父母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弟妹隨經濟研究所啟程赴河南息縣東嶽公社，顧准叔叔也在其中。臨行前，顧准叔叔強烈要求見愛妻一面，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殺，悲痛欲絕。

到幹校不久的一個午後，顧准叔叔與大家一起扛著鐵鍬去勞動。路上，顧准叔叔悲情難抑，忍不住走到從未說過話的「狄、林反黨集團」成員宋博凱阿姨身邊，悲痛地說：「我愛人自殺了，我很難過。」

宋博凱阿姨自身也受盡了屈辱，經常以淚洗面，此時她做公安工作的丈夫又在監獄中被關押，她正在痛苦中煎熬。顧准叔叔向她傾吐衷腸，許是同命相連吧！

但宋博凱阿姨卻感到很意外，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安慰顧准叔叔那顆受傷的心靈，因為她也很需要別人的理解與寬慰。◇（待續）

【注】

作者為在中共反右運動中被「打倒」的知識精英林里夫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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