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3月31日。
 
3月27日,湖北和江西兩省的警察,在長江大橋上發生衝突,而且還引發了上萬湖北民眾衝到大橋上支援。這個事件引起很多關注。
 
事件發生的地點,在湖北黃岡市下屬的黃梅縣,和江西九江市,兩地只隔一條長江,上面那座橋,是安九大橋。京九線鐵路,就是北京到香港九龍的鐵路,從這座大橋上跨過長江。
 
長江在這一段,是中國歷史上很有名的,江北的黃岡,出過李先念、林彪、董必武這些中共元老,過了橋到江南,直接就是九江的柴桑。柴桑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跡,是三國赤壁之戰,當時東吳大軍抵抗曹操,大軍主要屯在柴桑,孫權就在這裏看著。
 
著名的赤壁,就在江北岸。30年前,當地人在江邊沙灘和泥地中,有時還能挖出很多古兵器。
 
大陸有句話,可能很多人聽過,「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其實還有下半句:「三個湖北佬,比不過一個九江老表」。這意思是,湖北人很聰明,不過江西九江人,九江人更聰明。
 
九江也是個很有歷史的城市,旁邊就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本來是第二的,五十年代以後洞庭湖急劇縮小,成了第一了。在明清時期,九江是中國的商業大城,地位非常重要,可能僅次於揚州和南京。因為兩湖和江西的農產品和手工品,都通過這裏雲集,然後去江浙一帶,或者通過運河或海路北上。
 
後來中國修鐵路,京廣線通過武漢,武漢變成了九省通衢重鎮,九江反而衰落了,只剩下鄱陽湖和廬山。
 
黃岡和九江,兩個地方都是文化古城。這次打起來,原因很簡單。這次肺炎疫情湖北是重災區,武漢和黃岡是核心災區。3月25日湖北省解封,湖北人可以出去了。但疫情其實並沒有解除。當局的辦法,是每個人建立了所謂「健康碼」,其實就是一個電子數據的健康證,如果證明沒問題,就給出一個綠色標誌。
 
黃岡市的黃梅縣,舉例黃岡很遠,但過橋到九江卻比較近。解封之後,大批當地人要出去打工,所以那些持綠色健康碼的市民,希望到九江達火車。但九江方面卻不放心,尤其不放心湖北的健康綠碼。九江警察在大橋上設卡檢查,不但量體溫,還要填表格,非常麻煩,當然意思就是不讓湖北人通過。湖北人只能在橋上排隊。3月27日,九江警察突然停止讓湖北人過境了,自行封關,而且和湖北方面的警察爭吵,打起來了,最後九江警察拘捕湖北警察。事情就這樣鬧起來了。
 
最後,事情鬧到中央,兩省協商,最後九江讓步,開關放行。
 
《人民日報》,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寫了文章,說「湖北加油」不能只是在嘴上說說,「在湖北人民返崗時,同樣應展現出和睦信誠的融洽關係,原因很簡單,湖北人民是我們的同胞!」
 
這個中央精神不強硬,沒有堅決貫徹、嚴格執行之類的話,顯示中央沒有「精神』,所以《人民日報》寫了和稀泥的文章。
 
但實際上,作為首善之都的北京,對待湖北人民同胞,其實嚴厲得多。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有幾十萬,中國新年放假,正好都被封在家鄉,回不了北京。解封之後,他們要回去,必須先經過審批,批准之後,在北京要隔離14天。
 
這還是在所謂中直機關和政府部門工作的。如果是私營企業,誰去審批你?湖北飛機,不僅是武漢,而是湖北,不能直飛北京。所有的酒店旅館,湖北人根本不能入住。有在河北打工的湖北人要去東北,結果不讓上火車,因為車要經過北京。
 
最好笑的,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中國新年根本沒有離開過北京。但他租的房子到期了,即誒過根本找不到,所有的房主一看他是湖北人,馬上就拒絕,而且告訴他政府有嚴厲的命令,不能租給湖北人。
 
這個事不僅在北京,其它地方也一樣,河南信陽直接堵住高速公路,要過去的湖北人,必須測體溫、填表。在安徽、河南其它交界的地方,幾個省乾脆直接封關,湖北人不能過去。在廣州打工的湖北人,租不到房子,剛來的要隔離。
 
上海也是一樣的,所有從湖北來的人,必須隔離14天。
 
一班湖北飛青島的飛機,機上一百多湖北乘客,一下飛機就被強行帶到一個集中隔離地點,要隔離14天,每人每天250元人民幣住費,150元餐費,一天400,14天總共5,600元,全部要自費。
 
問題在於,湖北省不是已經有健康綠碼了嗎?《人民日報》不是說,要展現「和睦誠信的融洽關係』嗎?
 
所有的關鍵,是沒人相信湖北的健康綠碼。
 
2,3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秦國首都咸陽,南門廣場上人來人往。突然有官吏來了,立起來一根木頭,說誰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就給他10兩金。大家都覺得好笑,不可能,木頭也不大,搬過去並不難,怎麼可能會給十兩金呢?所以沒有人動,大家只在旁邊看熱鬧。結果官吏提高交個,說誰把木頭扛過去,給50兩金,漲了5倍。
 
大家議論紛紛,誰都沒有去動。最後有位失業人士看了,覺得反正沒有損失,試一下吧。他把木頭扛到了北門,結果,政府官吏立即發給他50兩金。
 
其實中國是個缺金的國家,那時候的金,應該其實是銅。不過銅也極為貴重,也是貴金屬,用來做錢的。
 
這個故事很有名,就是商鞅變法的「南門立木』的故事。商鞅通過這件事,要做的其實就一件事情,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後來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秦國開始強大。當然,商鞅變法是非對錯有很多爭議,但無論如何,信任、信用,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資源。
 
如果沒有信任,任何政府措施,其實都無法實行下去。
 
而且,所有的規則、法律、法條、規定、法例,所有政府和民眾的約定,當局都必須首先自己嚴格執行,也就是說,國家治理的信任核心是政府,不是強迫別人信政府,而是政府首先要取信於民。
 
這個道理,其實中國人3,000年前就很明白了。周文王做周易八卦,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其後仁義禮智信,才有後來中華文化。
 
但中共不明白。從五十年代,一直失信到現在。江西、河南、安徽、上海、廣東不信湖北政府,其實他們又何嘗會信北京,會信中央,他們相互之間其實誰都不信。如果利益大到一定程度,而損害比較小的時候,大家都假裝相信,但如果沒有利益,或者損害太大,比如這種疫情,和自己性命交關的時候,當然就不會相信了。
 
另一方面,假裝相信,但卻要留有隨時應變的方法,知道你騙我,我假裝相信,但我也做好準備,一旦情況變化的時候我隨時應付。在中國經商和從政,這個成了基本功。基本上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個厚黑學。
 
在美國,中國人特別佔便宜。各種以信任為條件的事情,中國人都容易矇混過關,而且嘲笑美國人笨、蠢。比如到法院發誓。以前認識一個中國人,法官讓他按著聖經發誓,他做了,之後法官問他信基督教嗎?才發現他其實不信,法官於是要求他握著自己戴的玉菩薩發誓。
 
中國人在海外騙社會福利,騙醫療補貼,騙廉價住房,簡直是輕而易舉手到擒來,而且沒有任何道德負擔。誰讓你不騙呢?騙不到是你蠢啊。
 
這個人和我說的時候大笑不止,覺得美國法官怎麼這麼天真、幼稚,根本就是愚蠢。發誓的東西,怎麼能夠做得準呢?
 
應該說,說假話騙人的,世界各國都有,各個民族都有。但一般來說,社會精英階層,上流社會恥於此道。但在海外,行騙的中國人多有博士碩士學位,大批腰纏萬貫的富人。
 
以前,中國人不是這樣的。以前採訪過東南亞華僑富商,他說華人做生意很容易,交易成本低,一個電話,千里外上百萬的貨就發出來了,不用簽合約,不用律師費,又快又省。所以東南亞華商經濟圈發達。
 
我在美國有一個鄰居,是福建去的華人,開餐館的。閒聊的時候,他說起在美國也做些生意,或者合夥買賣甚麼的,他說很簡單,大家基本談妥之後,不管是資金還是貨物,都馬上調動起來。也沒有合同。當然也都是華人。
 
我問他,你在中國也這樣做生意嗎?他回答,中國不行,肯定被騙。
 
我奇怪了,為甚麼同是中國人,到了美國,就開始守規矩了,就開始講起信用了呢?其實原因有很多,但信用也就是信任,深入制度和文化,是最重要的,其次,社會上流階層,包括政府,必須以身作則,取信於民,取信於人。
 
這個信任,對政府來說特別重要。《貞觀政要》裏面記載說,有一次一個人和唐太宗說,治國最重要的,是親近誠信的君子,遠離奸佞的小人。太宗問,我怎麼能知道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呢?這人說,你可以對一個事情假裝發表錯誤的看法,觀察他的反應。太宗說,你說的有道理,但信任對我來說更重要,所以我不能採用你的方法。
 
中共大概是一個反的典型。從五十年代,一次一次失信於民,一次一次新承諾,一次次又失信,上行下效,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國遂才有當今的「天下無信」的局面。中共唯一相信贏者通吃的哲學,只要能獲得利益,甚麼手段都不重要。這種政權,註定無法持久。
 
就算你是黑社會,沒有信,沒有義氣,你又能混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