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囊蓋特斯通研究所(Gatestone Institute)3月28日刊登一篇評論文章說,西方社會應從中共的兩面性中驚醒。中共政權跟全球大流行脫不了干係,如今是西方重新評估與北京的關係的時候了。

作者朱利奧・梅蒂(Giulio Meotti)是一位意大利新聞工作者和作家,也是意大利《頁報》(Il Foglio)的文化編輯。

以下是該評論文章的譯文(略有刪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今年1月份敏銳地表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時代的重要威脅」。那時,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已經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傳播。共產黨試圖掩蓋這種流行病的嘗試,證明了蓬佩奧的話是非常正確的。

蓬佩奧在本周補充說:「我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參與的這種掩蓋事實,虛假信息(散播運動),仍在剝奪世界所需的信息,而這信息正是我們防止再次發生此類情況或類似的情況所需要的。」

根據南安普敦大學的一項研究,如果中國能比疫情爆發早三周做出反應,那麼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病例本來可以減少95%。在那三個星期裏,中國(中共)忙於掩蓋事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說:「是共產黨在頭兩個月左右的掩蓋,造成了引發全球大流行的條件」。

然而,中國(中共)領導人似乎只著迷於極權主義政權的可持續性,並渴望像以往一樣讓任何批評聲音銷聲匿跡。自1月份以來,中國(中共)故意在武漢掩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證據,這已成為公開的記錄。

中國(中共)政府審查並拘留了企圖發出警報的勇敢醫生和舉報人。中國最富有的企業家之一馬雲(Jack Ma)最近透露,中國(中共)隱藏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病例。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超級大國,是因為它採用了西方的經濟做法。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其它國家能夠實現如此快速的經濟增長。但是,西方寄望於對中國市場的開發,也滋生了危險的海市蜃樓。

西方人以為,GDP不斷增長的現代化,將使中國走向民主化並尊重透明性、多元化和人權。相反,當我們看到中國成為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時,海市蜃樓變成了一場災難。

中國(中共)政權的性質——禁止新聞自由和所有批評聲音;共產黨對社會、精神和經濟行為者的絕對統治;囚禁少數群體並破壞良知自由——也助長了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的出現。就人類生命和世界GDP而言,代價是巨大的。

中國(中共)政府與全球大流行脫不了干係,如今是西方重新評估與北京的關係的機會。法裔美籍中國專家蓋・索曼(Guy Sorman)表示:

「像有用的白癡一樣,我們不僅幫助了黨(中共)的繁榮,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們放棄了人道主義、民主和精神價值。」

美國專欄作家馬克・泰森(Marc A. Thiessen)表示:「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免受我們對欺詐政權的依賴」。

中國(中共)正在進行一場雙重的信息戰:一場是針對國外的,一場是針對本國民眾的,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中共)當局,他們顯然認為西方是軟弱和順從的。我們一直是這樣。

中國似乎相信它在崛起,而西方卻在衰退。「我們發現自己被德國人稱為「系統競爭」(Systemwettbewerb),這是自由民主國家與中國(中共)專制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系統競爭」,這種專制(使得中共)越來越多地將其絕對的權力要求跨出國界,」德國聯合創始人兼董事、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托斯滕・本納(Thorsten Benner)說。比俄羅斯的冷戰更加明顯。

「我們有一個意識形態和安全方面的對手,但又不是經濟競爭者。西方國家和前蘇聯之間存在一道中國牆。今天,我們面對的對手是強大的經濟競爭者,錯綜複雜地捲入了西方的政治經濟,與此同時,我們也依賴與中國在諸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跨國問題上的合作,具有霸權野心的中國(中共)專制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是迄今為止西方面臨的最困難的戰略挑戰。」

根據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說法,「今天的中國(中共)帶來比蘇聯更大的經濟挑戰」。蘇聯永遠不能像中國那樣依靠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在某些市場(例如技術)中,中國已經領先於美國。

中國經濟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與西方的融合比蘇聯更緊密。中國(中共)的極權主義一黨制規定,至少在目前,比蘇聯允許更大的人身自由。實際上,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公民享有行動自由的結果。

中國也已經說服了西方的大部份地區,說它不是敵人。北京的目標似乎是試圖將西方以及世界其它地區納入其經濟和意識形態軌道。中國在跟西方人討價還價的同時打開了西方的市場:放棄您的思想和原則,您將享受物質上的改善和社會安全。同時,中國成為工業和技術的巨獸,其成績讓蘇聯夢寐以求。

例如藥品。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彥中(Yanzhong Huang,音譯)表示,中國公司向美國供應其90%以上的抗生素,維他命C和布洛芬(ibuprofen),70%的對乙醯氨基酚(acetaminophe)和40%-45%的抗生素。美國從不依賴蘇聯提供這些。

在中國共產黨喉舌之一的新華社的一篇文章中,北京威脅要停止藥品出口,此後美國將「陷入強大的冠狀病毒(中共病毒)之海」。新華社的文章實際上標題為「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中國」。

霍士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抨擊美國精英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將自己的國家賣給了中國(中共)經濟利益。

中國(中共)領導人可能希望您不能挑戰向您出售大部份重要藥物的強國。

意大利是一個受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大流行嚴重打擊的國家,現在正處於中國(中共)戰略性宣傳運動的中心。北京已經向意大利派遣了醫生,提供了物資,並且在整個歐洲也這樣做。在意大利,您會看到海報上寫著「加油,中國!」(Forza China!)。

中國(中共)正在努力使我們保持沉默並成為同謀。可悲的是,那已經發生了。今年2月,一些意大利官員(在政治權利上)敦促總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讓剛剛從中國度假歸來的北部學童隔離,但意大利最高官員正忙於取悅北京。

意大利總統塞爾吉奧・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文化部長達里奧・弗朗西斯奇尼(Dario Franceschini)和外交部長路易吉・迪・馬約(Luigi Di Maio)在羅馬舉辦了一場「意中友誼」音樂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他們表示感謝。

在這一點上,中國沒有從「團結」中提供幫助。中國(中共)政權正在尋求將自己描繪成世界的救世主。大流行初期,北京甚至都不關心自己人民的生命:它忙於審查新聞。

據德國主要報紙《Bild》報道,「中國(中共)隱藏在聲援團結的宣言的背後意圖,是計劃收購我們陷入困境的公司和基礎設施。」意大利是第一個簽署了中國(中共)全球投資計劃(一帶一路)的七國集團,這一交易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美國的關注。中國似乎已準備好繼續向意大利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擴張。

中國共產黨似乎也與國際信息的自由流通發生了戰爭。自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最近驅逐了美國記者。北京還試圖通過將冠狀病毒(中共病毒)起源於美軍人員,將大流行的罪魁禍首甩鍋給美國。中國(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中國社交媒體和推特上發表了這樣的言論。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危機現在是中國(中共)宣傳的戰場。

矛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媒體《環球時報》在推特上散佈了虛假的反美宣傳,而在中國卻被禁止。同時,推特封鎖了網站Zero Hedge,該網站發表了一篇將中國科學家與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爆發聯繫起來的文章。不幸的是,推特還斷定中國共產黨不會為了散佈針對美國的謊言而違反社交媒體規則。

早在幾年前的2013年,中國共產黨就秘密執行了一項指示,即第9號文件,拒絕​​接受七個西方觀點。例如「西方憲政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西方的媒體獨立和公民參與的觀點,親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可疑過去進行批評的「懷疑主義」。打擊目標包括「西方使領館,媒體機構和非政府組織」。

中共宣傳部長黃坤明抨擊「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利用其長期積累的技術優勢和話語優勢來兜售所謂的「普世價值」。北京師範大學前任校長、中共前教育部長袁貴仁發表了這樣的講話:「切勿在課堂上出現宣傳西方價值觀的教科書。」

根據國際共和黨研究所的一項新研究:「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和信息領域採取了一套獨特的策略,它破壞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體制和未來的繁榮,隨著它們對中國(中共)的依賴性的增加。」

中國(中共)顯然了解如何利用西方媒體進行宣傳。邁克爾・布倫丹・多爾蒂(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寫道:「梵蒂岡和西方的商業精英曾經在西方贏得冷戰後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國共產黨也對此予以追捧」。中國(中共)政權在蘇聯政權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去年十二月,一個買到聖誕節賀卡的六歲倫敦女孩在裏面發現一條消息:「我們是中國上海青浦監獄的外國囚犯,違背我們的意願被迫做苦工,」手寫的便條說道,「請幫助我們並通知人權組織」。西方資本主義甚至與中共奴隸制密不可分。

西方知名公司並不是唯一一個因擔心「冒犯」共產黨而陷入困境的群體。西方一直熱衷於對中國(中共)制度進行自我審查。流亡柏林的中國作家廖亦武說:「西方對北京是如此容忍,消極,寬容和天真。」

「西方人用令人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中國,他們像個老頭一樣在一個年輕女孩面前被引誘。每個人都在中國(中共)無所不能之前發抖。歐洲表現出了它的全部弱點。它沒有意識到中國(中共)的進攻威脅了它的自由和價值。」

中國(中共)駐捷克大使館目前正在資助查理斯大學的學習課程,這是該國最負盛名的課程。今天,英國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學生。保守估計他們的總學費約為17.5億美元。澳洲現在更加依賴中國留學生,有20萬中國學生。如果他們回到中國,或者如果中國人停止向這些院系捐款,他們將損失約40億美元。

中國(中共)政權在140個國家建立的孔子學院的1,500個分支機構提供語言和「文化」項目。但是,根據「爭取民主聯盟」中國分析師馬特・施拉德(Matt Schrader)的說法,這些機構是「宣傳工具」。去年10月,在比利時安全部門指控布魯塞爾孔子學院院長宋新寧(Xinning Song)為北京進行間諜活動之後,宋被禁入境。

2013年,當悉尼大學取消西藏達賴喇嘛在校園內的演講時,許多人認為該大學考慮與中國(中共)利益關係,在中共的游說下,阻止了此前批准的活動進行。

根據彭博社的報道,中國(中共)還通過支持西方政黨,並邀請政客去中國,來滲透歐洲的政治格局。習近平主席在國外進行思想鬥爭,甚至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向馬克思的德國故鄉特裏爾捐贈了卡爾・馬克思的雕像。

毫不奇怪,北京一直在利用西方多邊機構為其自身謀取利益。正如邁克爾・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所詳述的那樣,北京擴大了其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席位。柯林斯說:「自2014年以來,中國(中共)對世衛組織的貢獻增長了52%,達到約8,600萬美元。」

「這主要是由於中國根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而增加的分攤會費。但是,中國的自願捐款也略有增加,從2014年的870萬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約1,020萬美元。」

像前蘇聯一樣,中國(中共)現在似乎正在建立一個龐大的控制機構。他們稱其為「互聯網警察」。試想一下,前東德的秘密警察Stasi正在使用世界上最先進的監視系統:這就是2020年的中國現狀。

共產主義專政總是以相同的腳本結尾。蘇聯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但共產主義政權阻止他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文學評論家、作家、詩人和人權活動家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始終未能拿到諾貝爾和平獎:他在中國一家醫院死亡。

像中共一樣,蘇聯也有強迫勞動的營地。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哈里・吳(Harry Wu)在監獄中服刑19年,將中國(中共)難民營(勞改營)與蘇聯古拉格和納粹集中營進行了比較。

在蘇聯,在史太林時代被噤聲並被處死的作家、政客、將軍和醫生,後來在史太林死後被「平反」。中國共產黨剛剛「赦免」了警告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爆發的李文亮醫生。他被指控「發表虛假言論並擾亂社會秩序」,然後被迫退隱,不久之後,因該病去世,享年33歲。中共官員粉飾自己的形像是可恥的嘗試。

上周在西班牙日報《El Pais》的專欄中,諾貝爾獎獲得者馬里奧・瓦爾加斯・洛薩(Mario Vargas Llosa)針對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寫道:

「似乎沒有人警告說,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而不是專政國家,那麼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

瓦爾加斯・洛薩(Vargas Llosa)然後將蘇聯時期俄羅斯切爾諾貝爾災難與本次疫情爆發聯繫起來。兩個獨裁政府都審查和噤聲了有關危機的信息。作為回應,北京政權不僅稱瓦爾加斯・洛薩為「不負責任的」,而且還禁止他的書籍進入中國電子書平台。

瓦爾加斯・洛薩警告西方的「愚人」,不要相信中國(中共),不要相信在中共政治獨裁統治下的自由市場,並且「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所發生的一切應該讓閉著眼睛的人睜開眼睛」。

現在面臨的風險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將得到加強,而不是像切爾諾貝爾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蘇聯的垮台,特別是如果由於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危機,美國人民在11月未能支持(特朗普)連任總統的話,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將得到加強。(特朗普)是最近40年公開挑戰中國(中共)的首位美國總統。

西方夢寐以求的「中國復興」現在變成了一場全球範圍的噩夢。全球有數億人處於封鎖狀態;數千人死亡;西方國家的經濟陷入癱瘓,有些處於崩潰的邊緣。空蕩蕩的商店和街道到處可見。

這可能就是分析師所說的「自由秩序的終結」。如今,至少在國家層面上,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比馬克思主義者還更加資本主義。習近平主席採取了「列寧主義」策略——將國有經濟與「可怕的極權主義」相結合。西方需要警醒中共的雙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