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及龍振邦3月18日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並於同日傍晚撤回該文,稱不希望捲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專訪時說,打壓知識份子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學術自由對於教師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龍振邦及袁國勇撰文指,網傳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外界認為,袁國勇與龍振邦雖以學術專業發表文章,卻觸動中共敏感神經,被迫撤回該文。

去年6月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狀況日漸惡劣,中共與港府的專制殘暴與武力鎮壓,觸發港人大規模遊行與抗爭,張燦輝表示,這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他說,港人面對強權奮身抗爭,會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打壓,也許失去收入,影片被「黃標」喪失廣告費……有人仍然挺身而出,有人不出聲自稱中立,但最終人人都得面對良心問題做出抉擇,「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個人的人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需面對的事情。」

採訪內容如下:

記  者:袁國勇師徒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撤回。作為知識份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想聽你的高見。

張燦輝:聽到這消息,老實講是很悲哀的。這兩晚都睡不好,就是在思考為甚麼會這樣?在我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總是以為打壓、不自由、勞役、強權等這些事情,是過去的事情。我們很幸運,從1949年到近幾年,都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沒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曾是我們擁有的東西。

從小到大,我讀書、寫作,到在大學任教,數十載,沒有人要求過我,甚麼不允許教,甚麼可以教,甚麼一定要教。我認為老師只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隨便亂說,要有學術根據。因為在人類的歷史,學術歷史中,學者的思想不斷地匯集,作為老師就要去分享這些。我讀過很多文章、很多書,消化理解後教給學生。所以我們覺得學術自由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見不公 沉默或中立也有問題

記  者:這次袁國勇的事件,大家覺得講真話是被打壓的,過去香港九個多月反送中運動,很多人從沉默到現在夠膽出來講,在這一過程的改變中,你覺得有甚麼意義?

張燦輝:在過去一年裏,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夠膽講出事實。從去年6月,慢慢開始出現的問題和現在不同。到有問題的時候,港府就會使用強權。上次我們說為甚麼香港演變到會有91%的市民反對特首呢?反對特首的不只是一眾「勇武」,還有很多「和理非」,知識份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為看到不公而出聲。往往出聲都會有後果的,可能生意被打壓。比如近來YouTube有「黃標事件」,不給你廣告費。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都面對來自不同層面的打壓。問題就在於,知識份子也好,普通人也好,最後面對的就是良知的問題。肯出聲,可以彰顯公義;但不肯出聲,聲稱自己保持中立或完全沒有意見的,就有問題。

中共辦國際哲學會議 不參與是種態度

記  者:上一次講到如果面對共產黨的極權,不出聲就等於做了幫兇。

張燦輝:是啊,是啊。我講一個幫兇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個很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每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每五年在雅典和其它城市舉行,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是大型會議。當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學大會主辦權的時候,很多人都很雀躍,「啊,等於我們中國人拿了奧運(主辦權)一樣,會是一個盛事」。

2018年初,我當然也受邀出席夏天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哲學大會。當有人邀請我時,我就很酷地問他一句話:「你會不會在1936年去柏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納粹在1936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想壯他們的聲威,向全世界宣示他們納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話,當然不是幫兇的問題,就會是endorse(贊同)中共有所謂哲學的一個領先地位。

我和他說,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而哲學無論在東、西方,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甚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回過頭來說,正是我們人類歷史裏所講: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雖然受邀赴約,機票、酒店都有人招待,但是這種事情是否值得我們去認同、去參與呢?我不參與其實是一種態度,當然這個事件不會因為我不參與而不出現,但是,是一個態度問題。

白色恐怖滲入大學 為前途要考慮言論

記  者:中共非常重視香港的學術界。香港大學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學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點監察的對象。你在中大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受到他們的監視?

張燦輝:我在中文大學很多年了,做過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及負責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領導,做14年主任。至少在那段時間裏,基本上沒有受到監視,就算有也是很間接的,或者是很隱晦。

但是至少直到我離開,退休的時候,我還大膽地說,我們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教學沒有被審查、被禁止的,沒有的。

但是我知道,慢慢會將大學教授的意見收縮,很多方法可以使老師們不敢講太多大陸的事情。如果他們做事的時候,想著如何去升職等事情,可能就會不敢講出真實的想法,主動自我審查。

記  者: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有「舉報文化」,學生舉報老師講了些甚麼,很多老師就變得不敢講,這種舉報文化來到香港的話,你們會怎樣去……

張燦輝:我想這種舉報文化暫時沒有,有的話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剛剛讀完博士之後,有一年去台灣教書,那時仍然是蔣經國未取消戒嚴令的時候,我教書的時候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甚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嚴令取消之後,台灣民主開始發展。但是以香港來講,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是,如果每個老師、教授都怕的話,我們就會很慘。

現在最主要的自由,除了學術自由之外,還有在公民自由中,最重要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白色恐怖使我們覺得,這些自由慢慢在收緊。如果這樣說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呢?如果那樣說的話,會有甚麼問題呢?這些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但是我相信無所不入的維穩組織裏,用這麼多的錢來維穩,怎樣會不知道我們說過甚麼?大家的一言一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就會視乎它是否會帶來危險。

當然我現在覺得,我們仍然還擁有言論、思想自由。我不知道現在我的中大同事有沒有遇到甚麼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大膽敢言,你的學術前途,可能會有麻煩。我暫時未聽過真的有人因此出現問題。

面對良心問題 說「不」 體現真正人格

記  者:作為一個老師,為人師表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怎樣面對這些挑戰?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

張燦輝:我想這個當然是很難說的。每個人如何去面對強權,怎麼去抗爭,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困境。比如,如果不需要養活妻兒,一個人,沒有家庭負擔,不用供樓,當然可以做很多(抗爭)事情。但我們也要理解每個人的壓力和處境,如果有人在你面前不出聲,你就馬上和那人割席?出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現在發生的事件,我理解到每個人的背後有很多因素,但是到最後,每個人都會面對良心的問題,當你說「不」的時候,你承受的後果有多大。但你不說「不」的時候,這就會真真正正地看到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對於自由的理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要面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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