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剛剛在北京主持防疫會議，強調死守北京，不許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入京，卻傳出兩個確診病例違規入京事件。因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台灣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創下歷史新低，蔡英文民意上升。
2月23日，中共開最高級別防疫工作會議，中共黨魁習近平下令死守北京，堅決杜絕感染者進入京城。然而卻發生至少兩名感染者闖進北京的事件。
北京出現一宗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該患者是武漢監獄刑滿獲釋囚犯黃女士，已在當地確診，2月22日回到北京。此消息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質問患者是甚麼背景，能讓北京、湖北最嚴防控令失靈。中共中央也疑被驚動，官媒登文指事件有多個疑問未解。
中共國家司法部、北京市及湖北省分別成立小組，調查該名確診女士在武漢出獄後，怎樣突破重重關卡，返回北京東城區的新怡家園寓所。
武漢確診釋囚破防控抵京
在官方嚴防死守的密網中，該名叫黃登英的確診女士從武漢一路綠燈闖入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武漢自1月23日封城，僅2月24日短暫解除封鎖三、四個小時。黃登英22日如何離開武漢，又是如何抵達北京，引來質疑。
武漢和北京，是當局這次疫情防控的絕對重點。
2月2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對疫情防控的七點要求中，第一點是湖北與武漢防疫，第二點是「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堅決抓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兩大環節，盡最大可能切斷傳染源」。
第一財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黃登英曾在武漢女子監獄服刑，服刑期間已經確診；刑滿出獄後，由家屬自行開車去武漢接回北京。據指，黃登英正在隔離治療，病情平穩屬輕症。三名有密切接觸家屬，病毒檢測呈陰性反應，但仍需隔離觀察。
據指，黃登英原本是湖北省恩施宣恩水利局的出納，因貪污案判監10年。
事件在湖北新任省委書記應勇巡視高速公路出入口、誓言要嚴格限制病例輸出後，相關訊息不斷在網絡發酵，網民在驚詫之餘紛紛質問，為甚麼這名女士及其家人能讓中央和湖北的最嚴防控令基本失靈，有可能背後涉及「很大的官」。
官媒新華社也刊出「有必要說清楚，她是怎麼離開武漢的」文章，強調「武漢的防疫事關戰『疫』成敗，容不得任何閃失」。
傳栗戰書女婿染病運返京
不過，黃登英恐怕不是唯一闖入北京的確診病人。
網上流傳的消息說，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醫生爆料：（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女婿蔡華波（新加坡籍）感染武漢肺炎，被栗戰書用專機運回北京。原本栗戰書安排其住301醫院，但遭西區高幹病區的中共離退休高幹家庭一致反對，迫不得已轉往中日友好醫院，或與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兒子成為病友。
栗戰書被指是習近平的「大內總管」，也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在中共最高層中的最主要盟友。兩人在河北省任職時就相識，栗戰書任河北省無極縣縣委書記時，習近平在相鄰的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兩縣山水相接，來往關係密切。在隨後的20多年政治風雲中，兩人一直相互扶持。
栗戰書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成為習近平的左右手，並出任由習近平任主席的「國安委」辦公室主任。在「習江鬥」的過程中，栗頻繁地出力打擊江澤民派系，力挺習近平。到2018年，栗戰書更成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成為掌管法律名義上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物。
若消息屬實的話，在中共嚴格杜絕外來病例進入北京時，栗戰書女婿蔡華波享受了中共特權，還能乘坐私人飛機回北京，除了顯示中共高層的腐敗無處不在外，也將導致習近平左右為難。習近平下令死守北京，不放任何病毒入京，若其親信違規，將給他造成一定的內部政治困境。
難怪傳言習近平聞訊大怒。
民調：八成台灣人不認是中國人
據美國之音報道，在新冠病毒武漢肺炎在全球蔓延之際，台灣民意基金會2月24日針對「武漢肺炎、政府效能與兩岸關係」發佈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高達83.2%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也不認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創下30年來的新高。
此外，在關於台海兩岸政府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能力上，85.6%台灣民眾對蔡英文政府有效控制病毒全面擴散有信心，對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領導的「中央流行疫情防治中心」整體表現，給了84.16分的成績表；還有67.3%的台灣人，「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有效控制武漢肺炎的全面擴散」。
另有97.6%的受訪者認為，武漢肺炎目前在大陸的情況屬於嚴重程度，其中有88.2%的人認為情況「非常嚴重」。
在上個月台灣總統大選中以817萬票贏得連任的蔡英文，整體聲望達到68.4%，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的比不贊同（16.5%）的要高出52個百分點。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上述民調結果具重大意義。他認為，本港「反送中」運動與習近平去年年初發表的「一國兩制」言論，也沒有改變台灣人原有的認同模式，但這次武漢肺炎風暴，卻讓台灣的本土認同飆到歷史新高，顯示武漢肺炎「威力之強，超越了所有人為的力量，改變了歷史」。
以史為鑑：謊言後 大災相隨
武漢肺炎威脅全球，疫情在南韓、意大利、日本都像熔岩般爆發，陶傑評論這是歷史上的「聖經時刻」。這場瘟疫的大爆發，與中共蓄意隱瞞、錯失防疫黃金期，有著緊密的關係。
事實上，中國近代幾次大災難，都與當局扼殺真話，殺敢言者緊密相關。
1840年庚子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前線統帥沒人講真話，無人不撒謊。作為最高統帥的道光皇帝，在各種謊言中作出決策，被形容為「在跟自己的影子戰鬥」。
道光寄予厚望的「靖逆將軍」奕山，抵達廣州後，被英軍打敗，最後在英軍炮口下花6千萬（一說6百萬）兩白銀「贖身」回廣州城，並同意英國人全部條件，英方暫時停戰。但他卻向道光發出清軍大勝捷報，指擊沉、焚燬英國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隻、小艇舢板10餘隻，英軍溺斃者不計其數。
十九世紀末的「拳亂」（即義和團），慈禧決心利用義和團「與萬國開戰」，並將敢於直言、反對開戰的大臣許景澄、袁昶、立山、聯元、徐用儀處死。開戰的結果，當然是清廷慘敗，八國聯軍攻佔北京。
1960年中共政權治下大饑荒，同樣是消滅真話的結果。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超英趕美」，中共各級官員紛紛表忠心，各界大放「衛星」，隨後幾年，中國大陸有3,000萬人在大饑荒中被餓死。
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萬名講了真心話的知識份子被打入社會底層；1959年，數萬名堅持講真話的中共官員，則被作為彭德懷右傾集團被打倒。
謊言之後大災相隨，又豈是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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