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發言人、城市大學學生會署理外務副會長邵嵐(Joey Sue)近日接受了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的專訪。以下是採訪內容: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署理外務副會長、學生活動家邵嵐坐在一起,她還是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發言人,該代表團是全港11所大學學生會的聯盟。

卲嵐曾說過,「我們永遠不能低估,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面子、控制整個國家,從而壓制各種民主運動的決心。我一直認為,他們非常害怕人權保護自由民主,甚至革命等思想,害怕這些傳入中國。因為這肯定會引起震動,中共非常、非常擔憂,因為這肯定會導致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抗議和示威活動。」

為甚麼邵嵐相信,沒有一個領導者,香港抗議活動會變得更強大?為甚麼她認為,香港警察是在有意刺激抗議者,使抗議活動暴力升級?為甚麼香港的狀況與中國大陸的侵犯人權行為密不可分?中共又是如何在香港打造監控體系的?

呼籲港人關注《逃犯條例》

楊傑凱:邵嵐,能邀請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真是太好了!那麼,邵嵐,首先,你現在20歲了,你在香港本地做了很多相當了不起的工作,不僅是在香港,在國際也是。你告訴我,10日你還要在華盛頓參加中國人權狀況聽證會。這讓人驚訝,你實際上是在全世界到處呼籲。

邵嵐:是的。

楊傑凱:在香港,你正在參與民主抗議活動,並深度參與了香港的學生會和學生團體。告訴我,你20歲的年齡,你是如何參與到其中的?

邵嵐:好吧!我一直對香港正在發生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非常感興趣。今年5月,我知道《逃犯條例》將會成為香港的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那時我還不是學生會負責人。因此,我就在自己就讀的大學裏成立了關注小組,開始開展各種工作來推動這一問題,希望人們對《逃犯條例》有更多了解。我當時在車站設點,向人們分發小冊子,在社區宣傳,我還在整個學校裏張貼海報,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然後在6月份,我決定擔任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我擔任了我們學校學生會的副會長,我相信通過這一職務,我可以為民主運動做出更多貢獻。

楊傑凱:因此,你實際上是在5月份,也就是在抗議爆發之前,你就對《逃犯條例》的威脅,進行了很多這樣的宣傳。因此,你實際上在提醒香港人注意《逃犯條例》的現實威脅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邵嵐:嗯!當時香港政府已經出台了《逃犯條例》,但是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在5月份,香港有很多歲數很小的、許多十幾歲的青少年意識到,這將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威脅到香港的核心價值、威脅到香港法治、威脅到我們獨立的司法系統。

所以當時,我的一群同學和朋友,還有一些大學生甚至是中學生,他們已在努力推動,提高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我相信,這就是為甚麼《逃犯條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原因。然後在6月就爆發了抗議活動。

楊傑凱:非常了不起!你知道,你成為學生會副會長,你開始作為學生代表而工作。然後,你知道,你又往前邁出了一步,建立了一個將所有學生會連接起來的組織,對嗎?

爭取國際支持

邵嵐:是。是在7月底,很多香港大學的學生決定,我們必須開始對外做宣傳工作,將國際社會志同道合之士聯合起來。他們意識到反對《逃犯條例》的抗議活動,將會成為一個國際問題,而不僅僅是中國內部的問題。因為我們相信,香港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相信,通過建立學生代表團並與國際社會建立聯繫,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楊傑凱:那麼,甚麼使你認為,香港對世界其它地區如此重要?香港發生的事情對世界其它地區都如此重要?

邵嵐:首先,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中心,在金融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超過70%的對華外國投資都要通過香港,所以我們相信,香港一直是全球非常、非常不可替代的經濟中心。

讓香港地位非常獨特和重要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香港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文化中心,香港中、西文化融合得非常好,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取代它,香港是全球最多樣化的城市。我們相信這裏獨特的文化,使香港成為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眾所周知,香港實際上有很多國際非牟利組織,有很多跨國公司的總部。我們相信它是無法替代的,你無法做到,你無法在中國其它城市找到替代,也無法在全球其它城市找到替代。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把普世價值觀念,諸如自由、民主甚至是保護人權的觀念等,通過香港傳入中國,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相信這就是香港如此重要的原因。

沒有領導人的民主運動

楊傑凱:你正在做這項工作,你非常直言不諱,非常坦率。你是否擔心這會把你置於危險之中?

邵嵐:老實說,我很擔心。但是我認為有一點值得慶幸,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場沒有領導人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沒有人扮演領導角色或充當領導小組成員。因此,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很難找到一個領導人。因此,我認為這實際上也在保護自己。

但是自從6月份我擔任學生會副會長以來,我還是收到了很多恐嚇信和恐嚇信息。而且,香港白衣人團夥越來越多地襲擊民主活動家,襲擊學生會領導人,所以我非常擔心,但是每當我想到前線的手足,他們比我承擔更大的風險時,我覺得這沒甚麼大不了的。

楊傑凱:你知道,無領導者運動的想法,很吸引人。這與2014年大不相同,在2014年,有像黃之鋒(Joshua)這樣的非常關鍵的人物,香港抗議運動如何做到不需要領導者的,它是如何運作的?

邵嵐:我必須要說,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很自豪,因為香港人非常聰明。2014年雨傘運動後,我們做了很多改進。我們意識到,一旦我們有一個領導者或領導團隊,那麼香港政府或中共,就很容易將目標瞄準領導者,通過打擊領導者,來打垮整個抗議運動。

所以這次我們沒有任何領導者,我們都是自發地組織在一起,自發地抗議。一般來說,當我們有了一個想法後,我們就把它發佈到網上,等有了足夠多的響應者,我們就進一步組織集會和抗議活動。我們沒有領導整個運動,或所有抗議和集會活動的那種領導人。所以在香港,你可以看到很多主題不同的抗議和集會,我覺得這是抗議活動能夠持續下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實際上,我們是在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和智慧,來進行這場抗爭運動。這實際上是非常成功的,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未完待續)◇

2019年11月13日,警察闖進大學校園,狂轟濫捕青年學生。學生日夜扺抗。圖為中大學生校園門口二號橋位置設置路障,阻擋警察進入校園。(余鋼/大紀元)
2019年11月13日,警察闖進大學校園,狂轟濫捕青年學生。學生日夜扺抗。圖為中大學生校園門口二號橋位置設置路障,阻擋警察進入校園。(余鋼/大紀元)

大學保衛戰,從中大轉為理大。圖為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學,抗爭者與警察對峙。(宋碧龍/大紀元)
大學保衛戰,從中大轉為理大。圖為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學,抗爭者與警察對峙。(宋碧龍/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