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特工王立強投誠澳洲,引發外界對中共情報系統在海外廣泛活動的關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辦公室副主任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 中文名孟沛德)和馬特•巴西(Matt Brazil)近日出書,揭露中共情報工作的歷史、現狀及手段。

12月5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辦了彼得•馬蒂斯和馬特•巴西的新書《中共間諜活動:情報入門》(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發表會,介紹了他們寫這本書的原因和主要原因。

接上文美中國專家出書 揭秘中共特工情報系統(上)​

招募海外間諜

中共的嚴格審查環境使得招募外國間諜變得更容易,因為去中國學中文、旅遊的人們,基本上都會受到監視。中共對每個人都有監視的基準,實際上,如果有明顯的誘因或有任何可疑跡象導致他們專注於一類人,例如他們正在為中國人所說的「敏感單位」工作,如敏感單位或敏感技術公司,或是西藏人,或者維吾爾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共更容易審查和招募外國人。

聯邦調查局製作了基於實際發生的案例,製作了兩部影片,「棋子遊戲」(Game of Pawns)和「公司人」(The Country Man)。在「棋子遊戲」影片中,我們看到了格倫·達菲·史瑞弗(Glenn Duffie Shriver)案的戲劇化版本。在影片「公司人」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工業間諜活動的戲劇化版本,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在「棋子遊戲」格倫·達菲·史瑞弗案中,我們看到了專業的情報運作。在「公司人」這個工業間諜案中,我們看到(中共)國有企業尋找非專業特工來試圖獲取美國工業機密。

會議主辦方、中國問題專家主持人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說,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美國發現在中國的很多線人突然消失了,並且超過20名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中國特工被處決。幾周前剛被判入獄19年的李振成(Jerry Lee)的案子,凱文·馬洛里(Kevin Mallory)案、羅恩·漢森(Ron Hanson)案等許多案件目前正在起訴中。中共間諜的突然激增,引起美國政府擔心。

CNN記者阿魯納·維斯瓦納塔(Aruna Viswanatha)表示,「這是由於中國(共)為獲取有關美國政府僱員的大量信息,例如攻擊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他們獲得了大量信息,並將其與信用卡信息相結合,從而拿到了財務信息,然後知道從誰下手。」

上面提到的三個人都遇到了財務問題,因此中共專門針對他們提供現金。中共在弄清楚系統中的穴位在哪裏、誰可能比較軟弱且易攻擊,他們做得越來越專業。

彼得·馬蒂斯則將其歸結為中共具有更大的侵略性、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精密性。他說,金錢收買「已經成為中共的情報實踐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這是國安部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的工作,對於作為社會問題的政治動員和影響力,這意味著從根本上定位中國社會中的記者、學者和其他具有公共平台的知識份子,以及如何找到並影響他們,誰是國民黨的重要捐助人、誰是使事情運轉的人。」

中共與美國打交道,他們多年來沒有這個經驗。中共曾被西方世界孤立,冷戰結束後這種孤立解除了。「但是如何開始定位一個你不熟悉的社會,你可以選擇正在接觸的精英,但是在較低級別上不一定了解它是甚麼。這是一個困難得多的主張。而且,他們曾經把說服一些退休人員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因為他們不用再經過一次背景安全檢查,他們不必報告其財務狀況,他們也不必經過嚴肅的審查。基於上面的相同理解,這是他們可以嘗試的方法,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孟沛德說。

孟沛德還說,中共對台灣基本上有70年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而與美國打交道時卻沒有。以OPM的受損為例,還有最大的聯邦保險公司的「聖歌保險」(Anthem Insurance)。他們匯總不同的人員與他們活動數據,並且可以將其聯繫到某些沒有將其僱員信息放在OPM中的美國政府機構。因此,現在只需要將其與其它可用的事物相聯繫,就可以確定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在哪裏。一旦有了這種定位,去追蹤他們就容易多了

滲透

孟沛德說:「我認為從本書的研究中可以直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例如,如果你讀了有關香港發生的新聞,來自中國(中共)的新聞通稿、外交部發言人或《人民日報》,他們把所有的干擾都描繪成來自美國的黑手。我們經常將中共這樣做是因為某種偏執狂,但這實際上是其意識形態系統的邏輯產物。

中共說,它對歷史趨勢具有獨特的把握,那是一種理論,可以為他們提供獨特的政策見解,以制定科學的、適應時代潮流的政策。而且,如果出了問題,那不是理論,也不是科學,也不是分析,肯定是有人犯了錯。這樣的心態促使情報部門從本質上提出偏執的問題。

問題不是發生了甚麼,而是干擾是在哪裏?誰在干擾?他們在哪裏做這些事?他們只是在尋找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證據,並且他們可能會或可能不願意將其傳遞給人們,說,看,你知道我們看過,我們有很好的資源,但是他們甚麼也不肯告訴我們,他們甚麼也沒說。但是由於這個意識形態體系,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第二個結論是,當你看到例如國家安全部時,在任何一個我能接觸到的其組織結構圖中,在與人的訪談中,都沒有發現有分析部門或分析局。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為相比,中國當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更像一個開源企業。一位美國以外的前情報官員告訴我,從他的情報觀點來看,情報分析是在部長級或副部長辦公室進行的,必須是長期在情報部門工作、受到信任,並且至少在副部長級別上有某種的人身保護,才可以進行情報分析並應用到系統中。

在現實中所發生的事情,通過書中討論的幾個此類案例,你可以看到這點。會看到(中共)招攬那些學者、記者,或其他調查人員(作為間諜),人們問我,「我為甚麼會被看中?」或為甚麼會這樣?答案是因為你可以與人溝通。因此,如果你給國家安全部寫報告,說這是我對這些事情的評估,國家安全部可以將其上交並說,看,我們只是傳信的。分析是來自於情報人員,不是我們。因此,即使答案有誤,別因為他說的話怪我們。

在中共歷史上,地下工作者和情報人員之間角色總是混合的。到1938、1939年情報工作已成為核心運作、黨的核心業務,隨同宣傳、軍事工作和組織工作。因此,在中共統戰初期,中共在中國大城市設有辦事處,就像小使館一樣,每個部門都有人員,包括情報部門。

那時的情報人員經常被要求從事影響力行動。很多西方人讀了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而對共產中國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這是一次非常成功中共影響力運作的例子。誰參與了其中?沒有比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更活躍的了,她不但試圖以了解共產主義革命的好處來影響人們,而且還向當地特工傳遞了密碼本,她的一位主要聯絡人其實是中央特科的董必武。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裘德•布蘭切特提問關於中國學生和中國科學家等,被美國政府定為威脅因素的問題。

阿魯納•維斯瓦納塔表示:「我認為至少在FBI方面,對人才項目和美國研究型大學是他們努力關注的最大目標之一。您看到聯邦調查局幾周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站出來,基本上是說他們對這種威脅的反應仍然慢,他們希望他們能早日意識到威脅的範圍,你不經常看到他們出來承認任何失誤。因此,我認為這或許可以說明他們確實意識到威脅有多大。就過去幾年的現狀而言,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美國的大學,試圖與他們討論這些問題,但是他們沒有太準確地標定他們的信息,因為他們不斷談論對知識產權盜竊的擔憂。」

她認為,FBI應以此為基線,要求政府對所有教授和科學家正在獲得的研究經費進行全面核算,並且要對他們從這些中國人才計劃中可能獲得的經費要非常明確地進行公開,因為其中很多以前沒有公開。這是開始時的一個基準,然後逐步升級。

馬特•巴西說,「中方建立將人員吸引回國的基礎設施顯然做得非常徹底,其中包括幫助人們把東西帶回國,還包括努力招募處於研究中的學者。當然,除了專業運作外,可能還有很多本質上屬於創業的活動,這樣一來,看起來(這些活動)就不太可疑了。但是我認為,我希望進一步實行的關鍵步驟是,當政府機構為其研究付費時,研究人員應該清楚地表明,他們不應做任何違背合同的事情。」

裘德•布蘭切特用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俄國和中國人做事的方式不同,說俄國人像颱風,快且猛;中國(中共)像氣候變化,慢但是持久。

孟沛德說,「在情報方面,我感覺區別很小,技術上的差異很小。當審視案件時,你會看到所有被利用的動機很典型,強迫人們為了大量金錢而從事間諜活動。而且,如果你這麼做是要有效果,如果他不認為總有一天會得到甚麼,人們不會投入80萬美元。如果付出這些資金,你會想馬上收到回報。因此,這不一定是那種用10年、20年的計劃來培養某人,也許能從中就收回投入。

「在影響力方面,儘管政治影響在俄國、前蘇聯時代,情報部門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在計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具有將想法推動的強大能力。在中國,國安部或軍事情報部門則起著輔助作用,政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直接來自中央政府或黨中央,而不是各部委。

「國家安全部和諸如文化部、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類各部委,確實也在參與這項工作,它們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不是主角,不是政策的設計者,和俄國不同。」

中共情報人員的出路

孟沛德在上周指出,他從沒聽說過有任何中共交換間諜的案例。事實上,當中共間諜被暴露的話,基本就是死路一條。他說,「談到中國(中共)虐待間諜的事情,這其實是他們的一種運作模式,據我了解,即使在當今時代,沒有一個中共間諜交換的先例。」「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被抓到,那就完了。」

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情報系統,會努力去營救那些曾經為他們服務過的人。最近美國和伊朗互換了俘虜,伊朗當局釋放了美籍華裔學者王夕越,以換取美國釋放一名伊朗科學家。王夕越被伊朗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但他本人否認。特朗普隨後發表聲明稱,釋放被俘虜的美國人對美國政府來說至關重要。

中共情報史上最大的間諜金無怠,被聯邦調查局抓捕之後,滿懷希望中共能夠營救他,因為他曾經為中共做出巨大貢獻。但是中共否認金無怠的間諜身份,甚至不承認認識他,導致金無怠在絕望之下自殺身亡。

王立強最近投誠澳洲的舉動吸引了世界的視線,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這幾年做特工的過程中,深知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控制,是像天網一樣監視著、控制著每個人的意識形態和行為動態,隨著年齡的增長與世界觀的改變,逐步認識到中共的行徑是破壞世界民主和侵害人權的專制行為,反黨反共的心日漸清晰,於是計劃著離開這個組織。」

今年4月王立強被佈置了新任務,「新任務要求我於2019年5月28日到達台灣,從事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侵害,幫助中共操縱2020年台灣總統選舉,讓台灣失去獨立主權,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並取代中華民國。」

王立強表示,這個新任務讓他決定選擇脫離中共,「其實就是叫我去台灣這個事情成了導火線。隨著家庭的建立和小孩的出生,我強烈感受到(中共)帶給我更大恐懼,那將是對孩子對妻子對整個大家庭的威脅。我在2018年12月26日來到澳洲看望孩子和妻子,通過在澳洲的幾個月我感受到這個國家的民主自由,讓我更加對中共從事破壞世界民主與和平的相關行徑感到恥辱,所以我決定更加徹底地放棄這次任務,徹底與中共決裂,選擇維護人類民主自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