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正當互聯網的興起讓外界和中國國內的民眾認為,數字無國界的特點將讓中共再也無法封鎖信息,將不得不走向自由和開放社會的時候,中共卻在大力開發防火牆軟件的同時,開始將數字化技術反過來用在監控和管理民眾上。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了「全球數字化極權」的先鋒,眾多科幻電影中描述的「反烏托邦」社會正在中國成為現實,並開始向外擴張。

收集身份證數據為監控鋪墊

庫克和德克斯認為,當今龐大的警察數據庫,其起源可追溯到2000年代中期引入的機器可讀性「第二代」居民身份證。這些證件允許將個人數據進行電子存儲,並在公安部各分支機構之間共享。

2006年,中共啟動了首批重點人口數據庫之一:動態控制系統,該系統擁有超過200萬的吸毒者註冊紀錄,這是基於身份證位置跟蹤和生物識別數據收集的早期示例。

只要註冊人員使用其身份證號通過電腦進行交易(例如購買火車票),該系統就會提醒公安部門。然後,警察可以確定目標人員的位置,攔截他們,並對他們的尿液進行藥物測試,並將其結果添加到他們的電子文件中。指紋和DNA數據也被收集。據報道,2017年11月,海南警方曾逐一收集了吸毒者的DNA樣本。庫克和德克斯分析表示,動態控制系統很快成為其它警察數據庫的模板。

到2008年,宏達軟件的公安局人員信息管理工作系統已用於收集有關法輪功修煉者的信息。自1999年以來,法輪功信仰者遭受了大規模的恐嚇、監禁、酷刑和法外處決,而中共警察通過該系統得以記錄:誰是法輪功介紹人、在何處與誰一起煉功以及精神奉獻水平。這些標準類似於最近警方對維吾爾人的評估,即「安全」、「一般」和「不安全」。

監視科技企業發展快利潤豐

自從宏達系統發佈以來,有關重點人口的數據庫已成為中共監視技術領域利潤豐厚的一部份。根據在線信息,從2015年10月到2019年5月,公安部門至少在7個省或直轄市發出13個這樣的招標項目。

相關公司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廣東深圳源中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的深醒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省的億點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建立監控數據庫系統的40家公司中,至少有10家提供隨附的手持設備,例如深醒科技,而13家提到了地圖或地理定位功能,例如東方網力。

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關注特定的群體,但是,優先考慮哪些人群則隨地方和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對當地政府通知的分析表明,2017年初,在中國各地開始關注尋求改善待遇的退伍軍人,而在2017年十九大前夕,經過「社區矯正」的人、精神病人和上訪者都是目標。目標也可能會根據當地宗教人口的數量而有所不同:浙江的公安大量關注基督徒,新疆是穆斯林,東北各省是法輪功學員,西藏、四川和青海是藏傳佛教徒。

有跡象表明,迥然不同的數據庫正在與更廣泛的中共國家監視項目相結合。億點通聲稱其「重點人口控制」數據庫能與酒店、網吧、機場和火車站的信息系統融合在一起,可與警察實時共享數據。另有幾家公司甚至吹噓他們的數據庫已能夠與在公共場所識別「重點人口」的面部識別相機融合在一起。

監控技術網絡安全漏洞大

隨著「重點人口」定義的不斷擴大,中共跟蹤系統中增加了新的數據形式,民眾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受到警察的懲罰,他們個人生活的更多方面將在更長時期內持續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數據庫融合存儲了如此大量的個人信息卻很少進行監督,這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網絡數據安全的明顯擔憂。過去一年,中國其它監視和數據收集系統被發現其數據保護措施非常差,數百萬的個人信息暴露給了黑客。

中共數字監控成全球隱患 學者提三點制衡措施

隨著中國公司向其它國家出口監控設備,國際社會開始擔憂中共的重點人口監視技術向其它國家輸出問題。開放技術基金會(Open Technology Fund)今年9月發表一項研究表明,中國監視和互聯網審查的各種設備至少銷售到了五大洲的73個國家。

進口國不僅是如埃及和阿塞拜疆等專制國家,而且有巴西、馬來西亞、坦桑尼亞、波蘭和南韓等具有半專制甚至民主制度的國家。該報告中至少列出了三家技術公司,它們為其它國家、地區提供面部識別相機和相關的監視技術:大華、商湯和海康威視。

彭斯在今年的對華政策演講中表示,中國(中共)現在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國家出口在其威權政權中使用的非常相似的技術工具。這些工具在新疆等地部署,往往是在美國公司的幫助下部署。

「北京還打破了民用和軍用技術領域之間的壁壘——中國(中共)稱之為『軍民融合』。根據法律和主席的命令,中國的公司,無論是私營的、國有還是外國的,都必須與中國(中共)軍方共享他們的技術。」他說。

庫克和德克斯認為,對這些監視制定有效的應對措施極為困難。但是,至少應該提醒中國公民和在中國旅行的外國人有關數據收集的範圍,讓弱勢群體採取預防措施保護自己和他們的熟人。

庫克和德克斯特別建議,對人權意識清醒的投資者,無論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投資者,都應仔細檢查其投資組合,並取消對參與大規模監視和侵犯人權行為的公司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投資,包括通過國際養老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提供的資金。資金流失可能會降低這些公司對中共公安合同的吸引力,並削弱人們對專門用於打壓追蹤和平行動或宗教觀察的技術熱情。

庫克和德克斯認為,在民主環境中的官員應警惕任何與這類公司的交易。他們指出,因參與加強對新疆的鎮壓而被美國政府列入出口黑名單的中國商業實體中,有幾家還針對更廣泛的「重點人口」目標而出售技術。美國和民主國家總體上應該對在中國全國範圍內以監視為基礎參與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公司實施同樣制裁。

庫克和德克斯最後呼籲,鑑於中共這種大規模鎮壓手段在中國境內的快速擴散,民主國家應該立即阻止其傳播,以免它們在世界各地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