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幾乎喪失殆盡,過去幾十年堆積的經濟問題如乾柴一般、早晚被「人權、民主和身份認同」的乾柴點燃。

美國專欄作家、媒體主播艾略特・扎格曼(Elliott Zaagman)日前在澳洲智囊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網站撰文剖析了中共「妄想症」——藉助實用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打造的經濟執政合法性遭遇挫敗的原因。

他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強勁經濟增長似乎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貌似有「說服力」的結論,中共為人民服務,即使它們不讓老百姓擁有自己的價值觀,但無論如何、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改善了。

「共產黨將這種現實的『表演合法性』與嚴格控制的民族主義導向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強調中國過去的偉大,遭遇外國列強的百年『屈辱』,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讓中國重返強大方面的不可或缺作用。」扎格曼總結說。

這些年來,中共一直繼續拒絕自由民主制度,並更加精緻地利用實用主義和民族主義來確立其合法性,只是這一招已走到極限。

「共產黨現在面臨著幾十年來最具挑戰性的時候,北京正在承受自我形成的『妄想症』的痛楚。」扎格曼指出,中共錯在高估實用主義及其對民族主義的導向作用,同時又低估了自由主義和其它形式的民族主義的自發作用。

香港幾十年堆積的經濟問題如乾材一般,被「人權、民主和身份認同」的火柴點燃。(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香港幾十年堆積的經濟問題如乾材一般,被「人權、民主和身份認同」的火柴點燃。(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香港問題的源頭在經濟 乾柴遇到火柴一點就著

以香港為例,香港問題的源頭在於經濟問題。香港青年一直面對高失業率與上升通道逼窄、房價過高等內生與外部壓力,在大陸不斷向香港移民、競爭香港的有限資源以及輸出大陸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大背景下,香港人對北京(大陸)的不滿自然日漸增多。

2012年,香港人抵制中共政府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課程;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這些已是香港人對北京試圖影響或限制香港民主、法制等做出的回應。香港問題早已超出經濟範疇,所以也非單純經濟政策能解決。

2019年的抗議運動更源於反對香港政府強推《送中條例》(引渡法案),該法案將允許大陸當局繞過香港的司法系統,把身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送交大陸接受審判。總所周知,大陸審判的定罪率幾乎接近100%。

為安撫香港局勢,陷入四面楚歌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宣佈一項控制香港住房成本高漲的政策提案,但因她漠視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企圖經濟問題經濟解決的政策顯然收攏不了民心。

另一方面,在中共早已制定的對香港「二次回歸」的政策指引下,中共媒體或親共媒體(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緊跟指揮、轉移矛盾,將香港抗爭者對人權和民主的要求誤導為純粹是受「外國敵對勢力」和「分裂主義者」的影響。

分析指,因北京無能也無意解決香港的多年沉積問題,現行的高壓政策料將進一步激發香港人更深的怨恨與反抗意願。「沒有暴民、只有暴政」成為香港抗議活動中非常普遍的口號。

「經濟問題是乾柴,而人權、民主和身份認同問題自始自終都是火柴(火種)。」專欄作家扎格曼置評說,「如果不解決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導向與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之間的衝突,以及自由民主在身份認同中發揮的作用,北京就無法找到可持續的對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

中共「愛國」劇本行不通

扎格曼指出,北京一直在使用舊劇本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在經濟上打擊外國企業,不過這種做法已行不通。

中共用切斷外國企業與中國消費者的聯繫進行要挾,成功迫使美國高科技公司蘋果、時尚公司Dior遵從中共的言辭標準,但在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身上卻吃了硬釘子。

因體育、民族主義以及言論自由向來是美國社會的焦點,當三者交織在一起,再加上意識形態不同的外國政府施壓,中共對NBA的經濟脅迫在美國社會掀起了一場政治和媒體輿論風暴。

縱然美國企業或機構畏懼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受損,他們也不得不衡量其在美國本土的社會責任與損失。

除了碰壁外,反倒讓外界再次警惕中共的「銳實力」輸出。就算NBA與中國的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保持不變,中共施展的「銳實力」潛在威脅,也足以讓任何外國組織或實體在嘗試與中國實體合作或進入中國市場之前三思。

但是中共「銳實力」的底氣正來自於外資帶來的經濟騰飛。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外國投資逐漸減少,北京通過經濟手段顯示力量的能力也會隨之變弱。

自中美貿易衝突升級以來,特朗普在不同場合多次關注美國農民受損問題,並用實際行動來保護美國農民。 

圖為特朗普2018年7月23日在白宮的「美國製造」商品展活動中,手持「讓我們的農民再次強大」的帽子。(Alex Wong/Getty Images)
圖為特朗普2018年7月23日在白宮的「美國製造」商品展活動中,手持「讓我們的農民再次強大」的帽子。(Alex Wong/Getty Images)

中共的愛國實質是愛黨 正常的愛國跟黨派無關

分析指,中共的民族主義跟正常國家的民族主義不一樣,中共不是真要中國人愛國家,而是要愛黨;這種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中共不能被批評、號稱「偉光正」的一種表現。

不妨以中美兩國之間針鋒相對的貿易戰來解讀。在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中期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共採取的回應措施是,對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中大力支持特朗普的農業票倉加徵報復性關稅,希望破壞特朗普的部份政治基礎。但1年後,儘管這些票倉的經濟受到創傷,但農業州農民對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北京之所以誤判是因為對美國選舉以及愛國缺乏正常了解。美國記者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一本關於選舉的書(《堪薩斯州怎麼了呢?》),尤其在介紹堪薩斯州的選舉現象時發現: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往往比簡單的經濟利益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而這種趨勢在當下美國更加明顯。特朗普經常稱讚,美國農民是真正的愛國者,並說,他們是在為這個國家承受損失;同時,特朗普許諾會讓美國農民最終獲得更好的回報。這些農民並沒有忠誠於哪個黨,也不是因為畏懼而不敢批評特朗普。

對比中共的「愛國」舉動,組織全民罷買、斷合作斷交施壓外國,結果是它「愛國」、讓百姓買單,老百姓成為真正的「代價」、甚麼好處也拿不到。

經濟增速觸及目標下限 執政合法性受挑戰

過去幾十年來,因中共遲遲不肯鬆動權力,經濟改革堆積的問題已越來越大。中國落後於歷史上同期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速度,中國經濟正以近30年來最慢的速度增長,與美國的貿易戰和非洲豬瘟都在加劇這一進程;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接近一黨專政的最長「壽命」,恐大限將至。

隨著中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經濟增長註定會放緩;加上共產黨在1980年左右出台的獨生子女政策、強行控制人口增長,已註定中國未來要用更少勞動力來承受人口老齡化的負擔。但問題是,共產黨是否甘於放手政策改革。

中國第三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已降至6%,觸及中共政府設定的目標區間下限。更有跡象表明,中共政府希望加大基礎設施支出和對企業的財政支持力度,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後推出的刺激借貸和經濟擴張政策,甚至同時允許人民幣貶值,以應對美國的貿易戰。

過去幾年,中共政府曾暗示不再強調GDP增速,轉而強調增長質量、將控制債務作為首要任務。但如今它再次釋放信號——要穩經濟增長率,再提保GDP增速,並將經濟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證實,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黨內高層確實增加了對保增長的討論。

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中國政治專家裴敏欣在10月初告訴美國廣播公司(ABC),「在過去30年,只要共產黨實現強勁的經濟增長——變得務實,保持國內穩定,不搞砸,不冒大風險——就可以了;但現在它們知道不行了。」

伊諾多經濟公司(Enodo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戴安娜・喬伊萊娃(Diana Choyleva)表示,如果中國經濟難遏制增長下滑,那些從中國市場改革中最受益的精英們(包括高官和企業領導人)會對習近平最不滿意,而「這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橫河在作客「希望之聲」的節目中說,中國經濟的發展來源於兩方面:部份放棄了原來的計劃經濟成份,有了部份的市場經濟;以及搭上了美國和全球化的順風車。

「如果這兩條都沒有了,它幾乎沒有可能發展成為像當年蘇聯那樣的,和自由世界平行而又對立的一個政治經濟集團,甚至它的力量可能還比不上前蘇聯。」橫河說。

他指出,在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基礎上,毛澤東是繼續革命,鄧小平是經濟發展,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都是經濟發展的另類表達。

現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口號有重回毛澤東時代的勢頭,橫河說:「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死路一條!」

「中共現在沒有了理論,沒有了合法性基礎,如果經濟也沒有了,我認為還不到那個時候,中共就解體了!中共熬不到那一天。」他補充說。#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周刊 2019.10月號/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