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0年來,樹立了不少所謂的英雄人物形象,涵蓋各個時期為中共獻身之人。這些人中有李大釗、劉胡蘭、方志敏、張思德、江姐、白求恩、楊子榮、董存瑞、雷鋒、歐陽海、王傑、劉文學、王進喜、焦裕祿、孔繁森、任長霞……他們的所謂「事蹟」在中共精心包裝下,通過媒體、通過學校,傳遍中國各個角落。然而,曾經感動了無數人的他們,不過是被中共編造出來用於愚弄百姓的工具而已。

李大釗賣國被絞死

李大釗,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學成回國後,受聘於北大。不過,以其學術地位而言,完全不可與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語,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儘管在學術上李大釗並未有太多建樹,但卻因與陳獨秀在北大共同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聞名。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並共商建黨之舉。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先後任二、三、四屆中央委員。

在蘇聯的指示下,中共為了發展壯大,採取了「借殼」方式,即中共黨員加入實力強大的國民黨,藉機發展自己。但根據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應該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能公開批評國民黨。

然而,中共黨員如李大釗、周恩來等人在加入國民黨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甚至對於蘇俄分裂中國的行動,予以支持。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

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佔領北京後,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發現了大量軍火及策劃進行顛覆中華民國的活動證據,共七大卡車文件;此外亦在藏匿在兵營中的李大釗的駐地查獲了蘇聯大使館的關於發動武裝起義的文件,毫無疑問,叛國罪乃是重罪。李大釗全家被捕。

李大釗被捕後,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張作霖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於是發電向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徵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覆外,其餘人等皆主張立即正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為甚麼要採用絞刑呢?要知道當時中國殺人主要採取殺頭或者槍決的方式。原來李大釗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因此提出採用比較體面的受刑方式——絞刑。對此,張作霖還專門從美國訂購了一個絞刑架。

對於李大釗這樣寧願保衛一個紅色侵略政權而不要自己祖國的人,有甚麼精神可讚的呢?其矗立在北大校園的半身像顯然是對信奉自由理念精神的北大的侮辱。

方志敏被殺源於 其綁架殺害美國傳教士

以前大陸的中學課本中都要學習中共早期領導人方志敏在獄中寫的《可愛的中國》一文。不過,中共從來不敢告訴中國人其被國民黨抓捕的原因。

歷史的真實是:1927年南昌暴動失敗後,方志敏等逃到偏遠山區繼續從事顛覆活動。1933年,他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閩浙贛軍區司令員等。1934年12月,方志敏綁架了美國傳教士師達能和史文明夫婦,要求他們付出鉅額贖金2萬元,被夫婦二人拒絕。隨後,師達能夫婦先後被砍頭。

殺死美國傳教士夫婦的惡行引起了民國政府的高度關注。1935年1月,方志敏在與國民黨交戰中戰敗,方志敏被俘,被民國政府以謀殺師達能夫婦的罪名判處死刑,並在南昌沙窩執行。

另據2011年2月9日大陸《南方都市報》的《紅色記憶》欄目中刊登的方志敏的孫子、彼時任南昌紀委副書記的方華清介紹方志敏的文章,稱方志敏加入中共後,在老家江西弋陽建立農民協會,領導農民運動。

他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帶頭反抗農民運動,方志敏遂帶領全村貧雇農,手拿鐵叉、鋤頭,包圍了他的大院,將其抓住。當時,方志敏的祖母和父親都為其五叔求情,但他還是堅決下令處死了方雨生。其殘忍、違背倫理綱常,由此可見。對方志敏的所為,中共卻讚其為「大義滅親」,無疑正是方志敏所信奉的馬列主義讓他不知人倫天理。

沒有擺脫低級趣味的 白求恩

被毛稱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的白求恩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產黨,先是前往西班牙,1937年底他要求前往中國工作,受到毛的接見後,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對於中共而言,有了白求恩這樣技術好的醫生,可以說是喜出望外。白求恩不僅做了大量手術,救治了大批傷員,而且還創辦衛生學校,培養了大批醫務人員,並編寫了多種戰地醫療教材。

1939年10月下旬,在一次搶救傷員時,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手術刀割破感染,11月轉為敗血症,醫治無效後離世,時年49歲。白求恩之死對中共自然是一個重要損失,這也是為何毛高度讚揚其的原因。

然而,據加拿大研究白求恩問題專家、歷史學家羅德里克.斯圖爾特及夫人莎朗合作編撰的《鳳凰傳奇: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Phoenix: The Life of Norman Bethune)一書描述,真實的白求恩卻沉溺女色、性情暴戾。

不僅在加拿大時如此,在延安工作時也是如此,他經常到鄉村娼寮喝酒、嫖妓。有一次,在等船渡黃河的時候,大家誰也找不到白求恩,後在一位正在農村行醫的加拿大牧師羅明遠的幫助下,將酩酊大醉的白求恩從娼寮中架了回來。

這樣的白求恩無論如何都算不上「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同樣他也算不上「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只能說是「一個有益於中共的人」。

殺死村長後 劉胡蘭被鄉親鍘死

在中共的灌輸下,小小年紀就為中共「英勇就義」的劉胡蘭的形象在不少人心目中是相當的「高大」。中共官方宣傳是如此描述其最後一刻的:1947年1月12日,因叛徒告密,劉胡蘭被國軍閻錫山部隊和當地地主武裝抓捕。

在國軍的威脅面前,她堅貞不屈,大義凜然地說:「怕死不當共產黨!」國軍於是將同時被捕的6個革命群眾當場鍘死,但劉胡蘭毫不畏懼,從容地躺在鍘刀下,時年15歲。

在2007年劉胡蘭死去60周年之際,北京某高校一位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在武力脅迫下,鄉親們顫抖著,鍘死了劉胡蘭》。文章稱,《翻閱日曆》電視欄目組(中國教育電視台的一個欄目)派出由記者楊小光帶隊的攝製小分隊,前往山西文水縣雲周西村採訪劉胡蘭家鄉。

這次採訪最令人震驚的是,老人們說,劉胡蘭並非被國民革命軍鍘死,而是他們用槍托擊打幾名老鄉,強迫他們去鍘劉胡蘭。鄉親們出於恐懼,顫抖著,鍘死了他們看著長大的小閨女。事後,有的老鄉精神失常……在宣傳劉胡蘭時,完全剝除了這個事實。

隨即上海《新民晚報》於1月15日發文轉述了這位副教授披露的事實,並引用雲周西村的張耀武書記證實:「劉胡蘭為了保護更多的鄉親,她主動走到鍘刀下,在敵人拿槍威脅和逼迫下,鄉親們才用鍘刀鍘死了劉胡蘭。」其後,官媒闢謠,稱張耀武沒有說過那樣的話,並引用了幾個目擊者「還原真相」。

但是不管是國軍還是劉胡蘭老鄉們鍘死了她,最為重要的是中共的宣傳中忘記了提及一點:劉胡蘭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犯。小小年紀就加入中共的劉胡蘭14歲時就當上了中共的幹部,並領導雲周西村的土改運動。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共根據地,文水縣委決定只留少數武工隊堅持鬥爭,大批幹部轉移上山。當時,劉胡蘭也接到了轉移通知,但她主動要求留下來秘密發動群眾,配合武工隊打擊國軍。

在此期間,劉胡蘭將雲周西村村長石佩懷殺死。起因是石佩懷曾接受國軍閻錫山的命令,為國軍準備糧草、錢款,遞送情報。石佩懷被殺後,閻錫山部決定實施報復行動,於是出現了劉胡蘭被捕被鍘死的那一幕。

按照法律來講,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既然劉胡蘭殺人在先,而且殺的是支援抗日的村長,死就根本談不上甚麼光榮了。

靈魂肉體 都獻給中共的江姐

因為小說《紅岩》而廣為人知的中共英雄江姐,也有著不為中國人所知的一面。網上有消息稱,根據江平民教育基金會主席、四川大學蘇州研究院執行院長聶聖哲教授的回憶,江姐在四川大學讀書時就「思想活躍、不安份,很風流」,她每和一個男同學上床,就要求對方入黨,鬧得滿城風雨。因此被學校訓誡。

在中共共產共妻思想指引下,早已不知甚麼是禮儀廉恥的江姐,已然將自己從靈魂到肉體全部獻給了中共。其後,江姐與中共重慶市委第一委員彭詠梧假扮夫妻,從事地下工作,但二人假戲真做,還生下了一個兒子。可事實上,彭詠梧早就在老家與譚正倫結了婚,並育有一個兒子。

當6年後一直沒有丈夫音訊的譚正倫,得知丈夫再婚、且有了一個兒子的消息後,非常傷心夜裏只能躲在被子中哭泣,怨恨丈夫的無情。最終,在眾人的解勸下,她接受了丈夫的請求,前往重慶照看彭江二人的兒子彭雲。

來到重慶後的譚正倫,並沒有見到彭詠梧和江竹筠,因為他們已前往其它地方開展武裝暴動。1948年,彭詠梧因暴動失敗被國民黨處決;之後,江竹筠被捕,並於1949年國民黨撤離重慶前被殺。最終由譚正倫將第三者的兒子撫養長大。

除此而外,《紅岩》中關於「渣滓洞裏有『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罰,凡是關押在渣滓洞的中共「革命者」,全都要經受酷刑折磨……」,「江姐就受過釘竹籤等酷刑」等都是杜撰。

大陸《炎黃春秋》雜誌2014年第2期曾刊登一篇題為《渣滓洞刑訊室考》的文章,內稱根據對負責接管國民黨在西南的特務機構保密局、中統局的中共軍管會公安部偵察員孫曙的採訪,確定渣滓洞「沒有任何刑具」,他所說的「刑具」是指皮鞭、烙鐵、電刑、老虎凳、竹籤子之類逼供用的刑具。

既然沒有刑具,自然也沒有人目睹過「竹籤子釘進江姐指尖」。《渣滓洞刑訊室考》文章稱,1963年,重慶市博物館陳列部一位姓張的職工參加復原陳列工作,具體任務是複製「刑具」,渣滓洞刑訊室第一批「夾手指的竹筷子」,就是他做的。

據披露,現在渣滓洞、白公館舊址展出的「刑具」,主要是自1960年以來,從各地徵集來的,以及工作人員仿製的。而這都是為了配合中共的宣傳。

除了刑具造假外,被中共猛批的中美合作所也被污名化,事實上,它乃是美國幫助國民黨抗日的情報機構。

而塑造了江姐等「光輝形象」的《紅岩》作者羅廣斌則在文革期間,因不堪受辱,選擇了自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