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盤的兩件大事表明,中國公私合營2.0版即將啟動。一是國務院於9月12日發佈《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在企業及其他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內部人揭露供職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二是北京於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國國企在深圳開會,要求它們加大對港資企業的投資並深入控制香港,結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營2.0版早就板上釘釘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頒佈之時,我就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輪公私合營的路向已定。該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強調「公有制佔主導地位仍是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與發展的重點,非公有制經濟處於從屬地位」,「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謂「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二、確定了黨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領導地位。三、「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民營企業將會成為國企改革光顧的主要目標。

中國政府在境內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購肯定沒門。此後幾年,中國政府雖然曾發文安撫民企,但誰都知道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

中國民營企業的「原罪」

中國官方近幾年一直在營造輿論,欲將反腐擴張至民營企業,這是因為民營企業家在各種灰色地帶的財富積累方式。中國民營企業有「原罪」是事實,因為制度環境太過惡劣,在政府官員將所有資源(土地、項目審批)、稅收、消防檢查等公共職能都視為尋租工具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要想生存、做大,都得與權貴、掌握實權的官員結成政商同盟關係,通過行賄獲取某行業的經營特許權、土地、套取銀行貸款等,偷稅漏稅等各種逃稅行為幾乎是司空見慣現象。江胡時期的中共政府默許這類行為,縱容官商共謀悶聲發大財,迅速養成了一批超級富豪,並給予各級政協委員以示盟好。但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後,情況變了,從2012年開始的官場反腐,幾乎每位官員倒台後都牽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從行賄、非法經營、逃稅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國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靈驗的法寶。

處置「民營」企業的幾種模式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營企業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國企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階段,王健林、宗慶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示過反對意見。從那時開始,與中國權貴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華、吳小暉都試圖往外轉移資產,數量都達到一二百億美元之鉅。中國政府當然不會讓這些富翁挾資外逃,採用幾種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軟禁拘押或採用政治高壓,讓有政治靠山的超級金融大鱷們將轉移至境外的財產轉回國內,吳小暉、肖建華、王健林都屬於這類情況。

2018年6月,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將海航與萬達、安邦、復星三個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同列為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來源,原因是它們通過大舉借債為境外收購提供資金。這些境外收購多系中央政府明確反對的房地產、影城、酒店、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涉嫌資產轉移。號稱「超級白手套」的肖建華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機構,號稱「明天系」。據中國當局內部評估,明天系的資產總值2萬億元,所累積的風險,足以危及中國金融安全。據《南華早報》2018年6月的報道,肖建華被關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軍看守,其業務就是變賣境外資產,轉回國內償還銀行債務。

上述金融大鱷之中,粉紅色大鱷吳小暉下場最慘,獲刑18年,沒收財產超百億。

二是馬雲模式,主動交班,將自己的公司「獻給國家」。

馬雲在壯年交班,外界大都認為這是馬雲在政治壓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種方式。馬雲此舉,與互聯網行業積累財富的中國特色有關。中國的政治環境一方面給互聯網公司的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但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政府運用國家權力成功阻止了外國的競爭者,通過防火牆讓他們做成半壟斷的生意。政府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其結果就是政府發放的牌照有如芝麻開門的符咒,馬雲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這種環境中,企業選擇與政府合作,既得到經營特許權,又可求得政治保護。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無法硬氣。

馬雲對交班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馬雲稱「阿里巴巴始終堅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後,股價一路飆升,2015年初中國工商總局發文點名批評阿裏系網購平台,短短四天阿裏付出了市值縮水370億美元的代價,馬雲從此知道一點: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為行業裏的「王」,「王冠」就隨時可被「造王者」拿走,於是乖巧地聲稱「我可以隨時把支付寶獻給國家」。

香港富豪捐地:國企「入住」港資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歸」是陸港的共同噩夢》與《官商共治終結 香港「二次回歸」啟動》,都分析過中央政府近期內提前啟動二次回歸,原因是佔中運動發生後,北京認為許多北京重點扶持的港商擅長尋租、分利,在關鍵時刻卻不肯盡政治義務,因此要讓自己人即國企掌控香港經濟。

李嘉誠受到《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之時,中國官媒明言,香港人因為住房問題鬱積的憤怒積壓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產富豪背鍋。並廣為轉髮香港民建聯要求政府考慮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向持有約930萬平方米農地的香港四大發展商等收回農地興建房屋。觀此勢頭,港商大都明白結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於香港舉行的2019財年業績新聞發佈會上,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的鄭氏家族旗下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宣佈:將與非盈利機構「要有光」合作,以象徵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約3,111平方米)地皮興建社會房屋,以幫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們多金多投資管道,如李嘉誠早已將資產置於中共長臂伸展不到之地。這些富商的未來財運,取決於他們的資產安放在何處。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尋找民企污點

在中國官方正式宣佈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經開場。據法律人士介紹,民企涉及的腐敗犯罪共包括15個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單位行賄罪、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行賄罪。騰訊、京東、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多家大型民營企業紛紛加入內部反腐的陣營。官媒宣稱,「這些民營企業以大刀闊斧的姿態向內部腐敗宣戰,不僅主動清理門戶,而且敢於自揭家醜」。

浙江民營企業發達 ,其做法也許將為全國倣傚,據浙江在線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將抽調100名官員,進駐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宣稱這種做法是「服務重點企業,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開展信息溝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項目落地推進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誰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說辭伴隨的是尋找污點的行動。根據以往經驗, 凡民營企業涉及腐敗、偷稅漏稅問題,這家民企不是收歸當地政府,就是財富煙消雲散,公眾莫知資產所蹤。

面對政府這種公開的「尋污」行動,身負原罪的中國資產者一是知道「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則,中國沒這講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厲害,在無法逃遁的情況下,多半會走馬雲、香港鄭氏家族道路。他們深知,一旦吹哨人檢舉,連捨財保身的可能都變得極微。#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