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果你是譚嗣同的妻子,你怎麼辦?

這次,他們監控的是珊珊和孩子

恐懼的不只是珊珊,整個朋友圈都特別恐懼。提到謝燕益,有的不說話、有的退群,還有的,把謝燕益的號從群裏踢出去了。

「他觸犯了哪一條法律?」珊珊問謝燕益的律師朋友,不知道。她問謝燕益的母親,她是老律師了,也不知道。「他們把我兒子弄到哪去了?」謝燕益的母親經常自言自語。

抄家那天,鄰居都知道了。每次出門,上下樓按電梯之前,珊珊都會看電梯控制盤上的數字是否在動,如果動就是有人在上下電梯,她就躲起來。等人走了以後,她再進去。

深夜,她下樓找個黑一點的地方,她認為沒人看到的地方,一個人坐著、吹風。她感覺自己就像一塊木頭,或是像一塊石頭,風吹到身上,她感覺都能夠彈過去。

謝燕益消失了,樓下的國保多了起來,這次,他們監控的是珊珊和孩子。

兒子很小就知道「國保」這個詞了,看到警車、警察,他們就會拽住珊珊的衣服或手,比平時跟得更緊。
他們很難理解:「警察都是抓壞人的,那爸爸為甚麼被抓了?」

當媽媽的面,兒子們從來不哭。一次,學校裏有同學說:「你爸爸被抓了,你們家是壞人。」睡覺時,哥倆聊起這事,就在被窩裏哭了。

3.「他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

睡覺的姿勢是被規定的

他睡覺的姿勢是被規定的:必須平躺,雙手放在被子外的身體兩側,不可以握拳,腳必須露在外面。如果不符合規定,就不允許睡了。兩名武警,各站在他的頭腳兩側。排大便時,也是一個站廁所裏面,一個站外面。

對警察來說,他身體的任何反應,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報。眨一下眼睛,打個哈欠,一個表情,都會被記錄在本子上,5~10分鐘記錄一次。

禁止隨意走動、禁止說話。24小時都關著窗簾。

獄醫說:「你血壓高。」於是謝燕益被強迫吃藥。不吃就灌,每次吃完藥,獄醫就要把手電照進口腔,「嚥下去了嗎?」

一次,謝燕益要求修改筆錄,被搧耳光。因為不同意官派律師,謝燕益每天必須坐墩子16小時,雙手被要求放在膝蓋上,後背挺直,雙腳併攏。很快他的下身就腫了,大小便都很難排出來。

自殺是不可能的。桌角、床腳、椅子都包成圓形,連牙刷把和杓把都是球形的橡膠製品。只有寫自己罪狀時,才可以碰軟包的桌子。

武警也是被監控的,他們向外傳遞信息,都是對著監控器,打專用的一套手勢。在高清監視器後面,無死角錄像頭24小時監視、監聽。

每次專案組人員進出後,門便像冷庫的門一樣,無聲地封閉了這個軟包四壁的小房間,這就是所謂監視居住。

擔心父母、擔憂懷孕的妻子,謝燕益非常後悔自己當時的態度,擔心「很傻很天真」的妻子會把孩子打掉,「那是殺生啊!」他不被允許寫家信,經過72小時的絕食抗爭,他才爭取到給妻子寫信的機會,他請求妻子原諒,鼓勵她把孩子生下來。

「他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

珊珊根本就沒有接到這封信。

幾乎每個人都勸她打掉孩子。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甚麼都沒有,丈夫又失蹤了,還要生孩子!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兒子了,再來一個,生活壓力太大了。

但珊珊覺得,有正義感的人,就應該多些後代,支撐這個社會。他關心的都是珊珊從來沒有想過、沒有聽過的:社會哪不公平了?誰不依法了?哪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了?等等。身邊的人,還沒有一個像謝燕益這樣的。

「謝燕益這樣的人,就應該多有一些孩子。」她覺得對謝燕益最大的支持,就是把孩子生下來。

其實,更多時候,她也是沒精力去考慮孩子的事,沒能力去應付不斷變化的身體,每天,她只是機械地滿足身體的必需。

謝燕益失蹤40天後,謝燕益的母親突然離世,之前沒有查出過任何病症。

第二天,珊珊請求謝燕益回家奔喪,無果。她就穿上孝服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孝服上寫著「謝燕益不孝罪死罪 回家見母最後一面」。在大門口,她站著,期待能有「領導」路過看到,過問此事,至少,她能知道謝燕益的下落啊!人到底在哪?

幾個警察拖她進了警車,她被帶到天津越秀路派出所做筆錄。之後她又被帶進一個沒有監控的房間,30多個警察把她圍住了,罵她不要臉,「要是文革,你這樣的就直接拉出去斃了!」

在接待室的一張椅子上,她被看管了3天,第二天沒有水、沒有飯,也不讓她上廁所。直到婆婆遺體火化了,才讓她回北京。那時她懷孕2個月,警察是知道的。

她想不起來自己是個孕婦,回家還要騎著電動車去買菜,兩個兒子早上去上學,中午還要回家吃飯。

懷孕過程中,她吃飯都不按時。有時兒子給她拿水果吃,有時兒子還給她彈琴,「媽媽,我給妹妹做胎教」。

在兒子面前,她從來不哭。兒子看不見時,她一扭頭,像變臉一樣,瞬間滿臉就都是淚了。

4.「能活著出去嗎?」

謝燕益回憶,那是2015年10月1日,早晨9時左右,他申請要求走一走,兩個武警就拉開幾步之遠,允許他在他們之間活動。

正走的時候,突然他就聽到,樓上有物體重重摔地上的聲音,然後是哀嚎,接著,又匡噹一下,一個聲音像甚麼砸到頭頂上了。謝燕益立刻停住,他看武警,他們也很震驚,面面相覷,他們都瞪大了眼睛。他繼續走,上邊仍然還有聲音,仔細聽,似乎是在審訊,好像發生了衝突……深夜,聲音就更清楚了,很明確是呻吟聲,他意識到,上面可能在發生酷刑。

後來他就假裝沒聽見,沒有任何表情了。他擔心自己的反應被記錄下來,那意味著自己會很危險。

呻吟的是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他聯想,可能是王全璋或李和平?或者胡石根?這聲音在樓上持續了十天,那是「709」專案天津監居一樓08房間的樓上。

能活著出去嗎?他當時特別恐懼,估計自己可能不會倖免吧!他暗暗下了決心,如果真能出去,一定要把這件事曝光。

接到批捕通知書

珊珊和自己娘家人被數十次約談。國保要求她們:不許上網發聲、不能聘請律師、不能接受媒體採訪、不要去找公檢法。他們威脅:要配合公安,在家好好生活,不然對謝燕益不好,會重判謝燕益。

那時珊珊認為,謝燕益真是會很快回家的。2016年的1月13日,珊珊還是接到了謝燕益的批捕通知書。

她整個人癱軟在椅子上,沒有能力去想任何事情了,就是發呆、流眼淚。沒有能力做飯,放學回來的兒子,拿盆白水煮麵條,拌醬油給她吃了。

國保電話要約談,珊珊說,孩子中午吃飯,你們不要來。然後她就去廚房拿了一把刀,搬個小凳坐在了門口。吃飯的兒子看著她:「媽,你別這樣啊!」

預產期那一天

肚子越來越大了。珊珊就把一條運動褲的皮筋,接了又接,接了又接,接得越來越大,一直到孩子出生,出門她穿的都是這條褲子。髒了也是晚上洗,第二天再穿。

預產期是2016年3月1日。凌晨4時多,她就起來,套上一件謝燕益的大羽絨服,出門去坐公交980。外面很冷。坐上車,沒有座位,差不多兩個小時,她一路站到了北京。沒有累、沒有痛苦、沒有任何感覺,懵懵的,她整個人都是傻傻的、麻麻的,腿腫了還是往前邁步。

2016年元宵節,原珊珊去天津市看守所給謝燕益存錢,沒有存上。當時她第三個孩子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作者提供)
2016年元宵節,原珊珊去天津市看守所給謝燕益存錢,沒有存上。當時她第三個孩子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作者提供)

到北京南站,坐高鐵到天津,然後再坐地鐵,到看守所,這條路她走了多少次,自己都記不清了。以前是想去為丈夫存些錢,如果能存上錢,就感覺他至少還活著,她離他就近一些。但每次,她都存不上錢。

她想到丈夫代理的那些受迫害的人,他也可能會被酷刑,他能挺過來嗎?只要他能回來,剩一口氣也行啊!只要他活著……

這次,她希望拿到丈夫的簽字,醫院生產過程中要家屬簽字,但不給辦理。在看守所的凳子上,她等了兩天。隨時都會生產,肚子壓迫整個神經,腿腫得一條腿變成兩條腿一樣粗,沒有知覺了。也不敢多喝水,看守所外面沒有廁所。她上火,咳嗽,一使勁咳嗽,就尿了褲子,她憋著,憋不住又咳,褲子又尿了,又濕又涼。

3月2日,謝燕益的哥哥和朋友開車接她,必須去醫院生孩子!沒有准生證,她要到謝燕益河北的老家高碑店去生。

「你有命出去,老婆孩子不一定有命能見到你」

女兒剛出生的照片、兒子上課及演出的影片,警察都給謝燕益看:「你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你配合的態度,不但影響你這輩子,你孩子這輩子,也要看你的表現了……」他們還威脅要把珊珊抓起來:「你有命出去,老婆孩子不一定有命見到你!」

「我當時真有些崩潰。」謝燕益回憶說:「我們大人對自己的選擇應該負責,但由於我的選擇造成的傷害,最後竟由孩子來承受!他們沒得選擇!」

他被強制接受政府指定的律師,他被改名,叫謝正東,關進了天津第二看守所。不許告訴別人自己的真實姓名,不許別人跟他說話,他也不能跟別人說話,他被4個犯人貼身監控。

那時珊珊已經可以給謝燕益存錢了。他還不知道,就存錢這個事,就能讓妻子踏實下來,因為知道他在這,還活著。

謝燕益想把錢留給死刑犯,一分錢他都沒花,只吃饅頭。天氣異常寒冷,一位近七旬的人沒有被褥,夜裏和衣而睡。看守所的規矩是不許給他人衣物。鋪板時,謝燕益抽出一件褥子,扔給了這位老人,對他說:「這是號長讓我給的,你謝謝號長!」號長看到,也無話可說。「那天夜裏,我從頭到腳都感覺一股暖流,特別暖和,看來是我正念的作用,境由心轉。」他驗證了一點:心持正念、堅持善行,自己是不會冷的。

「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契機」

看守所每天都要求坐板,受自己代理法輪功案件的影響,每天上午、下午,謝燕益都堅持打坐。他更相信神的存在了,「在絕望中、在虛耗生命中乃至直面生死當中,每一天你都會跟自己的靈魂更接近,與造物主也更接近了。生命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他相信造物主在對他進行熬煉。

他認為這場磨難來得恰逢其時,自己已做好了充份的準備。被監禁之前,他就將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契機。

他有時給女兒想名字,起甚麼名字好呢?不知何時才能見到女兒?假如有朝一日開庭,他想,「我會告訴妻子,要讓孩子們知道,良心比甚麼都重要。」他還不知道,生女兒之後不久,妻子因為壓力太大,身體承受不了,面癱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