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我們將整個藥品行業都外包給了中國」，美國退休准將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提醒說，「這是一個戰略漏洞。」
因擔憂藥品成為中共超限戰的一部份，美國社會越來越警惕中共控制全球藥品供應鏈的問題。
亞當斯曾擔任美軍情報官30年，也曾擔任南韓軍事武官和美國駐北約副軍事代表，現已退休。他表示，他相信中國（中共）清楚洞悉其建立藥物原料行業的戰略意義。
「我認為，他們確切地知道他們正在做甚麼，他們是精明的戰略家。他們這樣做，是在挑選他們的未來行業，他們有一個計劃。」亞當斯周四（9月12日）告訴NBC新聞。
國會關注中共控制全球藥品產業鏈問題
國會近期也一直在關注中共控制藥品產業鏈的問題。兩位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院民主黨議員亞當·希夫（Adam Schiff）和安娜·伊舒（Anna Eshoo）近期撰寫一篇評論文章警告，「如果（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國（中共）政府或試圖尋找『壓力點』，利用超大槓桿或強制改變美國的政策。」
他們表示，擔憂藥物成份供應成為漏洞，讓中共有機會通過削減供應或控制價格、導致美國藥品的成本激增或藥物短缺。
「我們不應該被任何外國政府挾持。」他們表示，國會將很快就此舉行聽證會。
「我們需要擺脫對外國的壟斷依賴——對炭疽、青黴素、高血壓等抗生素藥物成份的外國依賴。」國會眾議員伊舒告訴NBC。
造成美國對中國產藥品依賴的原因眾多，源頭可以追溯到2000年美國支持中共入世貿。因為中國製藥品的標準往往低於美國的安全標準，存在嚴重健康隱患，而由於簽證、中國公司拖延檢查時間等原因，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也不能對中國產藥品實行有效的安全監督。
美商業公司大量依賴中國產藥物
美國國會下屬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7月31日舉行的聽證，就邀請專家探討美國以及全球對中國產原料藥、仿製藥和生物製品的依賴會如何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
美國國防衛生局的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在作證時表示，如果中共限制向美國提供原料藥，會導致美國民用和軍用藥品的嚴重短缺。
他說，現行的法規限制美國國防部購買中國產的成品藥和其它醫療產品（比例不足2%），但美國的商業部門卻大量使用中國的原料藥（即藥物的活性成份）來生產美國市面上的藥品。據悉，美國市場上大約80%的原料藥都來自中國、印度等國家。
中國已成為許多重要醫療藥物的主要來源，包括青黴素、抗凝劑肝素和手術用藥。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爭端，這種供應將會受到威脅。如果供應鏈被切斷，重要藥物將發生短缺。
黑斯廷斯（Hastings）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羅斯瑪麗‧吉布森（Rosemary Gibson）表示，美國人使用的藥物中，90%是仿製藥；而數以百萬的美國人不知道的是，他們服用的處方藥為中國生產，這個連他們的醫生也不知道。
「美國對中共數千種藥物成份和原料藥的依賴，已對美國的健康安全和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吉布森說。
全球藥品供應鏈從2000年後東移到亞洲
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和辛格（Janardan Prasad Singh）去年發表的新書《中國處方藥：揭露美國對中國藥品依賴的風險》（China RX: Exposing the Risks of America's Dependence on China for Medicine）中解釋了導致美國依賴中國製藥商的原因。
中國公司通過經常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及竊取競爭對手的技術和偷工減料等方式，排擠掉許多重要的國外製藥工業同行，甚至逼得他們相繼破產倒閉。但致命的是，這些中國產藥物達不到美國的藥物安全標準。
「不符合美國標準是中國公司故意採取的競爭策略。只要他們沒有被抓住，他們就會繼續贏得合同。較低的價格會阻礙在美國進行生產，若被迫進行全球採購，那就得冒著產品質量差的風險。」吉布森和辛格寫道。
如常用藥青黴素，中國公司以低於市場價在全球傾銷，導致美國、歐洲和印度的青黴素發酵廠都紛紛破產。美國的最後一個青黴素發酵廠於2004年關閉。
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歐洲和日本是全球藥品和維他命關鍵成份的重要供應來源，提供了全球90%的供應量。
而供應鏈發生東移的源頭是2000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將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脫鉤的同時，還通過了《美中關係法》給予中共正常貿易夥伴待遇，包括降低進口關稅以及表態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隨後，中國產藥物開始大舉進入美國市場；而另一方面，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卻並沒有對此做足防禦。
中共的欺詐性藥物生產 FDA應對乏力
藥廠都害怕FDA的嚴格檢查，不過這裏存在一個空子，FDA對美國國內藥廠的檢查力度以及懲罰程度高於海外的類似企業。
吉布森和辛格的新書揭示，位於美國國內的藥廠抱怨他們經常接受FDA的檢查，但那些把生產轉移到中國的美國企業幾乎不用接受類似的檢查；但美國國內的藥品公司高管對不公平的競爭環境的抱怨聲，卻被集體消聲。
從克林頓政府放鬆對華貿易限制後，至少有714家中國工廠開始為美國製造藥物和原料成份，FDA每年僅檢查其中的15家。到2007年時情況更為嚴峻，因FDA的檢查預算被削減，縮減對外國工廠製藥的檢查更首當其衝，連一年15家都達不到。
2008年中國出現奶粉三聚氰胺、肝素摻假等惡性公共健康事故後，促使FDA在北京設立第一個海外辦事處，希望應對中國產藥品輸入美國的安全性問題，但發現處理問題遠非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FDA檢查員檢查的第一個案件——對美出售肝素的上海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結果發現「該廠從未生產過任何肝素，是一家『皮包』工廠」。該公司是從一家不知名的工廠購買肝素，然後把它自己的名字印在運往美國的鋁桶上。
最致命的是，FDA在檢查藥廠時必須提前通知中國的當地政府機構，常存在溝通困難以及普遍存在的長期拖延問題。
在美國只需要10到15分鐘即能獲得的數據查閱請求，在中國通常需要等待數天時間。「你知道它們（中共）正在篡改數據，它們只向你展示它們想要展示給你的東西。」一名業內人士告訴吉布森和辛格。
而且即使美國想加強對中國藥廠的檢查，也受限於中共政府的簽證刁難。2015年，美國政府問責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年度報告指出，FDA國外辦事處人手不足，大部份缺口在中國，因FDA從中共政府獲得簽證有困難。
報告說，FDA希望將其在北京辦事處的監察員增加至26人，這本是兩年前就希望達到的目標。但目前，只有10名全職員工在北京辦事處。因嚴重缺人手，FDA有時甚至依賴中國受檢企業提供翻譯，調查結果的真實性自然令人質疑。
難怪在FDA北京辦事處開張10年後，其網站刊出的介紹中如此總結：「海外的工作是一個複雜而微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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