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9月4日在電視講話中表示會撤回送中條例,僅滿足香港市民五大訴求中的一項,也並未提及撤回之前考慮引用的《緊急法》。根據民意回應,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這個遲來的撤回送中的決定而停止抗爭,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落實五大訴求。《緊急法》是否接下來會被林鄭實施,也受各界關注。

《緊急法》,即《緊急情況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Cap. 241),最初產生於當時香港仍為殖民地時期的1922年,已有50多年未被引用,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的1999年被修訂過。根據《緊急法》,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眾安全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香港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認為林鄭若引用《緊急法》,在法律上有極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間:「因為在殖民地時代的總督要服膺於《英王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及《王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當時是沒有憲法的。

「但是主權移交的時候,香港有了一個《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引入了《國際人權公約》裏面的自由、人權的保障和權利。另外,香港在九七年之前,是通過了一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這個條例同樣是將《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引入成為香港本地法律的一部份。

「簡單講,九七以後的特區行政長官,他的權力由於受制於《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以是小於、窄於英治時代的總督的。所以如果你現在搬出1922年的《緊急法》出來,隨時是會被司法覆核,被判定無效的。因為你違反了那個『小憲法』,這就是為何法律上我會覺得值得商榷。」

面對香港市民爭真雙普選等將要持續的示威活動,如果林鄭引用《緊急法》鎮壓,梁家傑認為在政治上更加是災難性的後果,不符合國際金融中心需要的可預見性發展環境。

「它其實是一個獨裁、軍管一樣的措施,將大權集於特首一人手中,但你能夠做第一次就能夠做第二次。而香港有很多外國投資在這裏,香港也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成為金融中心,就是因為人家相信我們做事是有規有矩。我們可以根據我們法治的制度,有一個客觀的預見性。

「你可以很肯定,如果我做了甚麼事情,就會出現甚麼結果;又如果我沒有做甚麼事情,就可能會有一些甚麼責任。這個對於國際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可預見性就令整件事情有個確定性。投資者很多時候其實就是要這個確定性。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甚麼時候你林鄭月娥可以通過一條緊急法例凍結我的戶口,又不給我出境;待會兒又說可以把我關起來,超過48小時都可以不放人。人們會害怕的。」

梁家傑認為,實施《緊急法》的後果,可以說是一次見效,將見到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資,香港難保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等於宣佈終結一國兩制:「你用完第一次,這些國際投資者就會走了。他不會在這裏等你,將他的資金和他的國民(繼續)放在香港,等你再來行使第二次《緊急法》。怎知第二次的會是怎麼樣?

「假設你這次只是停了Telegram(社交媒體)或者你立法禁止蒙面,那麼下一次呢?如果突然間說我限制外國人出境,或者限制外匯的流通,或者限制了你的資產,不讓你動用,那不是很大一件事嗎?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千萬不要做。因為你一旦做了,政治上的災難就是第一(要考慮到的),一國兩制基本上是(被)宣判死刑。可能他們就會將投資、國民移出去,例如新加坡、台灣、日本,說不定了。所以香港如果真是出現了(實施)《緊急法》,我相信我們不能再保住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如果香港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不是香港一方的損失,對中共而言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梁家傑說:「如果這個地位一失去,相信對於中共來講也是災難。因為香港每年為大陸引入直接的外國投資佔了它總數的大概七成,而人民幣要換一些國際流通的貨幣,也都是透過香港這個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

「那如果你想一下,就算我現在撇除了有很多大陸的有錢佬將他們的資產存在香港,不算這個,只是集資、走資這兩個角色香港扮演不了的話,其實我想中共都挺頭痛的。因為(如果)沒有香港扮演這個角色,那麼它到哪裏去集資呢?

「人家倫敦、紐約現在針對中國的,當然不會那麼順利去給你、遷就你上市集資。同樣你(如果)要做一個貨幣的兌換,當然沒有(在)香港這麼方便了。人家多數處處設限,有關卡、有很多苛刻的條件等等。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緊急法》,香港保護不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以繼續扮演這個集資、走資的功能,其實不但香港是很大的損失,中共都有很大的損失。而如果大陸真是經濟下行的話,其實中共怎樣還有一個認受性、在大陸繼續執政呢?所以整件事是影響很大的。」

在梁家傑看來,用《緊急法》或者找解放軍、武警來香港維持治安,兩種方式都面臨很差的結局,不覺得這其中哪一樣比另一樣更好,因為都說明了一國兩制已經實施不了了,屬於香港的這一制——港人治港是做不到了,就來破壞香港的辦事規矩。這個規矩一旦被破壞,人們在這裏不會得到那個客觀可預見性的保障,繼續在這裏生活或投資都很有擔憂。

香港人的和平抗爭讓世界看到了香港的民意,也看到中國模式的弊病。梁家傑說,香港人等於把中共極力對外輸出的中國模式宿命論給打破了。他說:「中共的說辭就是:這個中國模式就是必然的、世界政治發展的宿命,我們是優秀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和他們的核心價值的。其實我想過,為甚麼2014的雨傘運動和2019的反送中運動受到國際的關注,而且是與年俱增?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真是可以令到(把)中共向世界輸出的這個中國模式宿命論(給)打破了。因為中共似乎是對世界講:你看我們14億人都能擺平。我們是獨裁呀,不過人人有飯吃,很行啊。好像覺得這個(中國模式)是必然的發展,是不能逆轉的,是中共獨大的。但香港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開始,一直走下來,到今年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我們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種我們的氣魄,也是將中共正在世界上推銷的這一個宿命論打破了。」

近些年國際社會已經開始質疑香港是否受到中共過多的干預。梁家傑說:「我最近幾年的外訪,無論是在美國或者是在歐盟,其實都經常被人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可以確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呢?為甚麼我們要相信你香港不是一個『扯線公仔』(指受暗中操控)呢?」

如今香港的自治民主空間被進一步踐踏,如果國際社會考慮收回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中共將被置於困局。梁家傑說:「所以我奉勸中共,由於香港一直是有這麼強的國際網絡,而且國際間也有很多的投資者和資金在香港,所以這些外國人,其實他們是有充足的理據因他們在香港的投資是否安全、他們的國民在香港有沒有保障(而)去發聲的。現在你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以及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參議院的多數派領袖麥康奈爾,其實都發了言。」

梁家傑說:「你差不多要預備,如果他(美國)一旦通過2019的《香港人權自由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話,那他就會真的定時去檢視香港是否還能自治、自主,也可以對一些對於香港的民主進程有窒礙的人,或者是破壞香港自由、阻礙民主的人,他是可以制裁的。那這個法案一旦通過,我會覺得對於中共來講都是有(引發)很多的(考慮)。

「如果說他再進一步,如果他根據這個法案去檢視完之後,發現香港不再能夠自主,不是一個真是自己可以履行國際義務的地方的話,他隨時可能下一步會將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特殊地位取消。如果這樣就很大件事了,如果他真是取消了我們的特殊地位,沒有獨立關稅區的位置,我們就很難再去扮演到剛才講的為大陸進行集資、走資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