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體育課,老師把同學們分成兩隊踢足球,大家輪番上陣,輪到我父親上陣時,他像以往一樣,捨不得穿著布鞋踢球,把它脫下放在球場邊,打著赤腳上場踢球。

打完球回到場邊,我父親發現他的布鞋不翼而飛,遍尋不着,急得當場大哭,雖然有些好心同學出面幫忙四處張望,也不見其蹤影,這是一雙已沒有甚麼實質價值的舊鞋,我父親已穿了好幾個月,拿走鞋子的人明顯地是在惡作劇,知道這雙鞋是我父親的「寶貝」,故意整他的。

父親日後回想事件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同學妒嫉他年紀雖小,成績卻是名列前茅。記不記得我上面講過,曾經有富家子弟出價想要頂替他入學的嗎?誰能擔保他的同班同學之中沒有人是用這方式混進來的?集美師範是當時福建省的頂尖學府之一,畢業生將來得要為人師表的,所以學業要求十分嚴格,如果有甚麼人真是這樣混進來的,最後想不被淘汰也難。

當時操場上只有他們那一班同學,父親心裏有數,認定就是平日最愛拿他惡作劇的那幾個同學幹的好事,但是苦無證據,只得萬分沮喪地打著赤腳走回宿舍,一路上還冀望有奇蹟出現,說不定那雙布鞋就被惡作劇者擺在他床前。

但是奇蹟沒有出現,所以當晚父親焦慮得睡不著,因為進教室是必須穿著鞋子的,此時他只剩那雙木屐,走進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為同學們訕笑的對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親就穿著木屐先進入教室,夾著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這樣折騰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後父親又憂心地痛哭一場,因為雖然鞋子可以在市場買到,但離周日還有兩天,集美師範有門禁,學生們是不准在非周日出校門的。

好在父親在學校結交了一位終生摯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學林豐炳(福建長汀人),兩人家鄉都是在閩西(長汀是武平之鄰縣),客語也是他倆的共同母語。林豐炳日後與我父親同時投筆從戎,結伴徒步去黃埔島,成為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學生。林將軍是抗日名將,戰功「豐炳」一如其名。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國府還在風雨飄搖的危局中掙扎時,負責衛戍老總統官邸的陸軍勁旅,是遠近馳名、裝備精良且驍勇善戰的第十一師,而當時統率該師的師長,正是林豐炳將軍。

林豐炳平日見自己客家老鄉被人欺負時,心中就已有氣,此時他挺身而出,借給我父親一雙鞋子(他在長汀家鄉屬小康之戶),雖然不太合腳,但已暫解燃眉之急,下一個周日,林豐炳就陪我父親上街挑選,買了一雙舊鞋子(父親捨不得花錢買新鞋)先應付一下。

父親童年時也是長年打著赤腳,與那群非洲孩子沒有太多區別的(公有領域)
父親童年時也是長年打著赤腳,與那群非洲孩子沒有太多區別的(公有領域)

可是這「鞋子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數日後有人在校園內發現一隻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隻與另一半不知去向),拿來給我父親看,他一眼就認出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場痛哭。

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紀念,直到一九一九年去英國皇家軍校留學之前返鄉省親時,他將二等船票(兩人一艙)換為三等(十人一艙),節餘了一百二十幾個銀元,將全部款項親手交給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親完全沒有料到,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返鄉,兵荒馬亂的年代,身為軍人不是那麼行動自由的,再加上武平縣處於福建省最偏遠的山區,對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動念「想家」,就能立刻啟程回去的。

父親於一九九五年去世,這麼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沒再踏進過家門,難為他一生寫了那麼多思鄉的詩句。諸如這首押著客語韻的詩「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就生動地描述出他離家從軍時,與母親依依不捨的景象。

唉,寫著、寫著,我怎麼好端端地濕了眼眶。

再回頭繼續講這鞋子的故事罷。話說此事被班上導師得知後,立刻氣急敗壞地召集全班同學訓斥,但已無濟於事,割鞋的「兇手」仍無法現形,徒然增加我父親的心理負擔。有好幾個月,他不敢再讓鞋子離開視線,甚至於踢足球時,肩上還斜背著一個袋子,把鞋子放在袋裏,自然又被那幾個瞧不起窮孩子的同學捉弄、訕笑。

父親的「報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學、讀書,以優等成績來抵銷遭無端「霸凌」的恥辱,不但贏得同學們的尊重,也得到師長之同情與關懷。父親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集美師範唸書的五年中,除成績優秀之外,還逐步升為校刊的編輯與主筆。

我父親日後之所以會投筆從戎,在集美唸書時就有跡可循,那是因為他在校時偷讀過一本名為「三民主義」的「禁書」,從此成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經常在校刊(星火周刊)上為文頌揚「孫文學說」,而那本他讀過的「三民主義」還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為當時掌理福建的軍閥是不容許印刷廠印行「異端邪說」的,違者會遭「串通革命黨」之罪名嚴懲。

我父親在集美的頭兩年沒有返鄉省過親,過年也是在廈門過的,一方面是家中長輩不放心他年紀太小,能不冒險上路就別冒險。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費,不是他能夠負擔的。

上完二年級的那個暑假,我父親終於得到家中許可,第一次翻山越嶺返鄉。學校發放的每個月幾角子零用錢,在他平日的「超級節約」下,居然足以換成兩個「袁大頭」(銀元),他把銀元縫在衣服裏後,興奮地踏上歸鄉路。

長途跋涉數日後,父親踏進久違的家門,立刻得意地掏出那兩塊銀元給我奶奶,見她無喜反悲,才意識到家中景況必有大變,首先是發現最受他鍾愛的小妹妹(我的淑莊姑),已被賣給鄰村的王家做童養媳,而且是兩年前他離家去廈門那一天就被王家帶走了的,登時父親想必是「仰天狂號,心中大忿」。

其實,父親從未清楚告訴過我,他當場所感受的打擊有多大,這「仰天狂號」是我自己猜想的。父親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繼了他的血脈,也常會有相似的激進情緒反應,所以我相信我對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號),是與父親雷同的。

其次,父親得知最疼愛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於年前「無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臟病或是腦溢血之類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孫情深,怕他會輟學回鄉奔喪,就一直瞞著他。想起祖母給他的唯一紀念品,那雙她老人家親手縫製的布鞋,現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從中來,立即趕去謝氏位於「太平嶺」的祖墳區。想來,父親在奶奶何氏與亡父墳前,必然又是「呼天搶地」的大哭一場以發洩情緒。

父親後來告訴我,返鄉省親本該是件歡喜團圓的好事,但是因為這雙重打擊,他有好幾天目光呆滯,幾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喪。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婦兒的淑莊姑得知哥哥返鄉,經婆家允許後,趕回老家來與他相擁痛哭,悲情發洩後,他才逐漸恢復正常。

由於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莊姑在兩歲之前,是被綁在長她七歲哥哥(我父親)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為家裏窮,淑莊姑沒戴尿片,我父親每次去放牛(每天賺一個銅板),經常是帶著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倆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乾淨才行,他倆相依相存的感情極為深厚,我父親於一九九五年臨終時對我兄弟倆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們返鄉去看望淑莊姑。

我的淑莊姑在王家連生了四個壯丁,以年齡論,他們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長我十好幾歲,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學老師。而且「外甥似舅」,我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親。

二零零二年我回武平尋根,有幸在淑莊姑辭世的前一個月,見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時她已病重,不僅喪失記憶,也完全無法言語,如今憶及,仍覺萬分遺憾。

最近我翻閱謝氏族譜時,發現淑莊姑在族譜上列名「淑樟」,但是記得我自幼就聽父親稱她為「淑莊」,想是因父親用的客語發音導致我的誤會。我已在眾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莊」之名,就還是將錯就錯罷,姑姑應該會一笑置之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們母子三人打扮妥當,臨赴廣州火車站前,在租屋之二樓陽台上,與手捧新生兒的房東張程超之夫人合影。我們住在九龍牛池灣時,好心的張先生寄來此照片給我們留念(作者提供)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們母子三人打扮妥當,臨赴廣州火車站前,在租屋之二樓陽台上,與手捧新生兒的房東張程超之夫人合影。我們住在九龍牛池灣時,好心的張先生寄來此照片給我們留念(作者提供)

我的第二個「鞋子的故事」

我這第二個鞋子的故事,就是一九四九年,父親如何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到九龍與我們母子三人會合的離奇經過。或許有人要問,這故事會與「鞋子」有關嗎?

有的!父親的鞋子裏藏有玄機,他之所以能夠順利逃抵九龍,就是在與家人失散之前,已預料到自己前程難卜,在自己鞋子內割了一個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備急需。

在「手錶的故事」中,我已經將父親(時任陸軍第七十軍副軍長)如何與軍部失聯,以致短暫地遭紅軍主力部隊俘虜,又得以幸運地脫逃的經過作過說明。

但是在找尋劉安祺將軍(父親之摯友兼戰友,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兵團總部之路上,父親偶爾讀到一份幾天前的舊報紙,誤以為廣九鐵路停駛,擔心我們母子三人沒有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只得告別同行的部屬(一位高姓團長),隻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親原先在廣州城的約定是,我們母子三人先乘火車去九龍,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瓊(她曾在法國習畫,是中國名畫家徐悲鴻與蔣碧薇的同班同學,也是台北榮總前院長彭芳谷醫師的母親),父親則因軍令在身,負責安排將七十軍眷屬撤到海南島後必須歸隊。我們母子三人本來也是應該隨其他眷屬同赴海南島的,但母親對時局非常悲觀,堅持要去九龍依親,且已購妥火車票,預定在父親出發去粵西後十二小時之內,登上南行火車赴港,因為此刻紅軍已集結廣州城外,次日即將進城。國軍為避免有百萬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無辜居民,可能在激戰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軍未放一彈,已先行撤離廣州城。

(未完,下周二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