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抓捕之前,她已經歷過八次關押審問,但這次的情況更加嚴重。在天津寧河縣一所市重點小學任教的王會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對象,抓到她的警察會有獎金犒賞。

一名警察興奮地用步話機向「國安」喊話,「又發現一個煉法輪功的!」王會娟回憶說。轉眼之間,一群警察已經上前,把乘客都趕出候車室之後,將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車站警察搜查王會娟的行李,發現裏面有傳單和DVD,這些資料告訴人們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體謊言背後的真相。警方要她說出資料是誰給的、在哪裏做的。

在看守所,她奮力反抗,警察綁不住她,就抓住她的頭往暖氣片上撞,還抄起辦公桌上的鐵尺抽打她的頭和臉。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當時就想著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同修。」在紐約的寓所裏,戴著助聽器的王會娟平靜地說,「我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接下來七年,王會娟是在獄中度過的。與丈夫和年幼的女兒分離的她,承受了各種迫害,包括強制洗腦、酷刑、毒打、通宵罰站、被限制上廁所、限制洗澡……

為抗議迫害,她兩次絕食,期間被野蠻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體都受到極大傷害;監獄還用女兒的人身安全威脅她。

「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轉化』你,就是要你簽字聲明不再修煉法輪大法」,王會娟說,「如果你不轉化,他們就不會讓你見家人,你會被單位開除,同事也有麻煩,警察會被罰,他們有指標。」

而如果簽字轉化,心理的折磨不會就此結束——你會成為轉化其他修煉者的工具。

十年之中,王會娟和丈夫李振軍多次遭強制洗腦、勞教和判刑,僅僅因為他們拒絕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

被剝奪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進洗腦班、勞教所時,扶搖才6歲。

「我很困惑,不明白發生了甚麼」,如今26歲的扶搖說,「但我知道父母是對的,他們在堅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經受著方方面面的考驗。在學校,她處在老師的嚴管下,同學躲著她,甚至向她的課本上啐口水,幾個同學將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邊的歲月裏,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王會娟說,想到和女兒分離的歲月,她仍會心痛,「我被帶走後,最擔心的就是女兒,她太小了,怎麼面對這一切?」

她回憶,一次扶搖來監獄看她,她問女兒:「你是願意我轉化、回家,還是堅持信仰、不昧良心說話?我說真話,他們就關我。」

王會娟說,「我哭了,她用手給我擦去眼淚,自己一邊流淚一邊說,『媽媽,堅定正念。』」

被迫選擇

第一次去北京抗議迫害時,扶搖的父親李振軍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前來呼籲「還法輪功清白」,那裏也是六四屠殺的發生地。

「早上我抱著女兒,我哭了,心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李振軍說。那時的他是天津市寧河區廣播電視局的新聞節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議的危險,1999年7月以來,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投入勞教所和洗腦班,隨之而來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時有耳聞。

而通過煉功,他親身體驗了法輪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醫院告訴他根治不了。從那時起,他開始煉功學法,不到一個月,身體就變得非常強壯。

這促使他下決心去天安門廣場。「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應該獲得在中國自由修煉的權利。」李振軍說,「我不出來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可去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可能會被殺。」

他幾乎一走上廣場就被抓了。幾天後,李振軍被判勞教三年,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著一張紙唸出對他的判決。沒有罪名,沒有指控,也無法上訴,只因為他修煉法輪功,等待著他的是多年的非法監禁。

警察讓其他勞教人員將他的頭髮剃光,強迫他換上深藍色的勞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間小屋裏的上鋪,屋裏擠著六張雙層架子床,沒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來被子,就只有這條被子可蓋。

「因為長時間見不到陽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瘡或皮癬」,李振軍說,「到夜裏,身底下會出現很多的臭蟲,叮咬人後,人會癢得難受,身上會出現紅疙瘩,幾天也消不下去。有時睡夢中感到身下癢癢,馬上坐起身來,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蟲。」

每天早上5點,勞教人員就被喊起床,準備勞動;要把被子搬到另一個屋藏起來,然後用警察發的雪白床單鋪在床上,把軍綠被子疊成「豆腐塊」一樣的形狀,小心翼翼放在床鋪一頭,從外觀上看整齊光鮮。鋪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應付上面派人檢查而裝飾門面的。

伙食更是無法下嚥。「飯盆內的菜湯上面漂著飛蟲的屍體,這是菜沒洗過就倒進鍋裏煮的痕跡」,他說,「稀飯是兌了自來水的,幾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軍看到茄子或胡蘿蔔燒的菜還會犯怵。

勞教所每天只給五個拳頭大小的饅頭,經常能從饅頭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麵的,中午給的稍微白一點。」他回憶說。

兩年多時間裏,忍受著飢餓和折磨,李振軍每周勞動七天、每天14個小時左右,在一個骯髒凌亂的屋子裏為2002年世界盃縫製紀念足球,沒有分文報酬。

他每天必須縫完四個球,這個工作量,沒有商量的餘地。一個球32片皮子——20片六邊形的,12片五邊形的,需要縫大約1,800針,每縫一針,兩個胳膊都要向兩側伸展一次。日復一日接觸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經常感染、流血化膿,特別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時候。

「從早上6點至少要幹到晚上10點,中間只有2次去廁所的時間,每次不超過5分鐘」,李振軍回憶說,「我算是幹得快的,完不成的人會遭到毆打。」

在那裏,想討好警察的犯人經常毒打法輪功學員。李振軍說,這些犯人通常是勞教所裏最壞的,比如毆打他的人,就是因為私設監獄、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勞教的。

每晚9點到11點,不管奴工勞動是否結束,李振軍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都被強制坐在小凳子上「學習」2個小時。「學習」就是身體必須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著前面,不能說話,不能動;如果彼此看一眼,馬上就會招來一陣暴打。

扶搖一年中只能見爸爸兩次,隔著玻璃、通過話筒對話,她會鼓勵爸爸堅持下去。

勞教結束後不久,他再次被抓捕,這次被判刑​​四年。

牢獄之後

王會娟獲釋後,一家人終於在2009年團圓;李振軍在2006年11月出獄,那時扶搖已經14歲了。

王會娟無法再回學校任教,而李振軍在第一次被捕時就離開了電視主持人的位置。

2014年,他們終於看到了逃離中國、到美國尋求庇護的機緣。夫婦倆於2014年7月15日抵達美國,扶搖隨後也從澳洲來和他們團聚。

因修煉法輪功遭受多年殘酷迫害,李振軍一家人於2014 年逃離中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因修煉法輪功遭受多年殘酷迫害,李振軍一家人於2014 年逃離中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如今,李振軍主持著大紀元一檔廣受歡迎的時事評論節目,同時擔任新唐人電視台的新聞主播,新唐人通過衛星向全球華人放送真實可靠的新聞,這個位置對他非常合適。

扶搖也追隨父親腳步,學習了播音、主持和電視製作。她也來到新唐人,現在是新聞女主播和一檔傳統文化節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新聞報導,那些圖像都讓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憶。」扶搖說,「但正因為這些可怕的事情在發生,我們有責任揭露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