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百多名美國學者、前外交官和軍官,以及商界領袖,寫了一封致美國特朗普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聲稱「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會適得其反」。這封信就「美國對待中國的問題以及美國更有效政策的基本要素」提出了七點主張。

作為中國內部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研究員,以下是我回應上述公開信時想要說的七點。

一、確實,「中國不是敵人」,但中國共產黨是。令人失望的是,當越來越多的政界人士和中國專家開始這樣區分時,我們卻看到還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前外交官和軍官,以及商界領袖都未能區分中國和中共。

我們必須明白,由於中共是目前中國唯一絕對的統治者,所以當我們討論「美國對待中國」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中共。

我們找到正確方法的基本前提是清楚地了解中共——其性質、思想和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定義中共。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提出任何正確的方法。

從共產黨自己的宣言和血腥歷史來判斷,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本質上是一個邪黨,毫不猶豫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政權,它的目標是摧毀現有的人類文明,並消滅全人類。

在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回顧2003年和2005年,據稱中共將領遲浩田(1993年~2003年擔任中共國防部長)的兩篇講話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它們是:〈戰爭正在向我們走來〉和〈戰爭離我們不遠她是中華世紀的產婆〉。雖然很難核實其真實性,但批評者普遍認為這些講話代表了中共的真實心態。

在這些演講中,除了提倡「中華世紀」戰爭外,遲浩田還討論了背後的原因。據他聲稱,為了中華民族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維持中共的執政地位,必須「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去,把發展擴大到海外」。

同樣,2005年,中共將領朱成虎威脅要在美國發射核導彈,並警告說可能會摧毀數百個美國城市。

近年來,戰爭的威脅已經被看似危害更小、更「和平」的「中國夢」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取代。

然而,中共的目標和心態從未改變。中共希望推翻或取代現有的世界秩序,並實行自己的秩序和規則,正如其早期非常著名的主張所表達的那樣:「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如果我們了解中共的心態和目標,我們就不會懷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即中共可以成為國際文明社會的一部份。

二、經過40年的「讓中國參與」之後,美國和自由世界學到的最大和最痛苦的教訓是:「讓中國參與」並沒有帶來世界所希望看到的中國內部變化。許多美國政界人士和中國專家都表達了這種觀點。甚至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老朋友、參議員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也表達了她的失望。她在2018年12月12日有關「中國對美國的非傳統間諜活動:威脅和潛在的政策回應」的聽證會上表示,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的幾十年「希望」已開始在參議院「分崩離析」。

就像那句老話一樣,「愚弄我一次,是你的恥辱;愚弄我兩次,是我的恥辱。」我們不需要再花多年的時間重複這些錯誤了。

三、上述公開信中說:「雖然其經濟和軍事的快速發展使北京在國際上發揮了更加強硬的作用,但許多中國(中共)官員和其他精英都知道,與西方的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做法符合中國(中共)的利益。華盛頓對北京的敵對態度削弱了這些聲音的影響力,而有利於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在競爭與合作的恰當平衡下,美國的行動可以加強支持那些希望中國(中共)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中國(中共)領導人。」

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所謂的「希望中國(中共)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中國(中共)領導人。」中共內部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派系,並彼此激烈對抗。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這些內部鬥爭只是為了維持或獲得政權,而不是民主派與反民主派領導人之間的鬥爭。

如果我們看看中共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事實:

首先,沒有人能夠從內部成功地改變黨,甚至包括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的一些前中共最高領導人,他們曾被視為黨內的「改革者」,但他們都失敗了,他們倆人都沒能夠帶來太多變化,且悲痛離世。

試圖做出任何積極變化的人最終成為被棄者,甚至在痛苦中死亡。

原因是,如果一個人的邪惡程度不能達到黨的邪惡程度,那麼這個人就很難保住黨的首腦地位,並且會被黨淘汰掉。

因此,任何想像中共內部的「好勢力」能在黨內發揮作用,推動積極變革的都只是幻想,而且非常有害。

其次,在中共上台後,太多高層的知識份子和普通中國人,在選擇加入中共、回到中國、留在中國後被中共殺害,因為他們相信中共,或者中共內部的「好領導」。

再次重申,應該注意並吸取付出無數生命所換來的血的教訓。

四、這封公開信說:「許多中國(中共)官員和其他精英都知道,與西方的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做法符合中國的利益。」這可能是真實的,但只限於在一定時期內,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當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經濟危機時。當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中國經濟處於全面崩潰的邊緣時,被迫採取了「改革開放」的政策。

但是,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

在中國被允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經濟多年來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因此,中國201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開始時高出了200多倍。

現實情況是,中共利用西方實現了經濟利益最大化。一旦有了資金,它就開始「重塑」世界秩序,如「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彎道超車戰略」,以及其它許多舉措。

因此,中共「暫時」與西方合作的目的是從中受益並利用這種合作,而不是與世界共同發展。當中共的經濟實力足夠強大時,它一定會堅定地推進自己的計劃,而不是西方的計劃。

《中國、貿易和權力:西方的經濟參與為何失敗》(China, Trade and Power: Why the West's Economic Engagement Has Failed)一書的作者斯圖爾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在研究了世界貿易組織自2001年中國加入後,所有經濟領域出現的變化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經濟參與的本意是引發中國的政治變革,但它實際上正在威脅西方的政治體制。更糟糕的是,經濟上的成功鞏固了中共的勢力。」

五、為甚麼經濟參與引發中國的政治變革失敗了?這是因為,第一,中共是非常堅決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其權力和現行制度的。它永遠不會想要任何改變,正如鄧小平昔日著名的表述那樣:「如果我們必須殺死20萬人以換取20年的穩定,那就殺吧。」

第二,由於信息封鎖和意識形態控制極度嚴密,一般中國民眾對中共的驚人犯罪,特別是正在進行的犯罪不了解。與此同時,他們還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比如「西方總想要擊敗中國」、「中國離不開中共」、「天下烏鴉一般黑」、「西方也在做各種各樣的壞事」、「西方並不比中國好」等等。

由於信息和思想的控制,新形成的所謂「中產階級」很難主動尋求,甚至去渴望中國的民主和自由。

經過長期,並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成功地洗腦了整個國家後,許多中國人現在知足於「只要黨給我們飯吃,只要我們被允許賺錢,一切都好」、「雖然黨確實有很多問題,但中國沒有它不行。」等等。

因此,如果自由世界真的想在中國引發積極的變革,那麼首要任務,應該聚焦在擺脫中共封鎖信息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上,並幫助中國民眾獲得瀏覽國際互聯網的自由。

六、與中共維持「最大壓力」戰略非常重要。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戰和其它戰略,已經顯示出其在中國實現真實和結構性變革的有效性和可能性。「最大壓力」是迫使中共聽從美國所說,並採取相應措施的唯一途徑。

七、對中共官員有針對性的制裁也可能非常有效,這樣不會傷害到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如果國家利益受到損害,中共官員不會感覺到疼痛。但是他們最關心這些年來,他們通過各種不道德和非法的方式積累的財富。他們很多人已將資金轉移到西方,其中一些人還將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送到海外,因為他們更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對中共的未來沒有信心。

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夠開始認真調查,和瞄準侵犯人權或其它國際條約的中共官員,那不僅會給中共官員帶來巨大壓力,還會在國內和國際上贏得更廣泛的支持。

總而言之,永遠不要回過頭來重複我們所犯的「參與」錯誤;永遠不抱任何幻想,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如果對中共抱有愚蠢的幻想,那麼請看一看《九評共產黨》中智慧的忠告: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