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大陸的男女青年在相親時,女方看男方有沒有車子、房子、票子已不再是新聞,而男方看女方有沒有,才算是新聞。最近,重慶有位男青年在相親時,不問女方是否有錢、有車、有房,而是提出「要談戀愛,得先看她父母有沒有醫保卡」的奇葩事兒,一下子成了新聞中的新聞。

仔細想想,這位男青年或許是被「因病返貧」嚇破了膽。但他是否想過,中國大量的「因病返貧」的那些人未必就沒有醫保卡。所謂「返貧」,也就意味著這些人至少曾經「富」過。比如說,收入還算殷實的中產人士、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們大多都屬於積極納稅、能上繳保險的穩定人群。但「因病返貧」的說法,卻是從他們當中流傳開來的。

即使如此,那位男青年的恐懼和擔憂也並非毫無道理。早在2009年,《華盛頓郵報》就曾報道,中國「有超過3億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2014年,有文章披露,「農村老人因老無所醫自殺率頻頻升高,自殺人群80%來自農村老人」;「處於人生夕陽階段的農村老人,近九成疾病風險時得不到政府的救助,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是農村老人普遍現象」。

假如相親的女青年的父母生活在農村,自身財力有限的男青年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情有可原的。畢竟,沒有人願意生活在擔心老人因老無所醫而選擇自殺的惴惴不安中。實際上,該男青年有此要求,就已表明,如今在大陸,有醫保卡的老人並不算多,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但問題是,老人有醫保卡又如何呢?他們的子女就能高枕無憂?

按照「超過3億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來算,中國似乎還有不少人是有醫保卡的。然而,連中產階層都避免不了「因病返貧」,那麼普通的工薪階層就更難說了。根據《華盛頓郵報》2009年的報道,「在中國,即使是那些加入醫療保險計劃的老百姓也經常收到大額醫療帳單,他們必須支付大部份的門診服務費和藥物費」。中共官方也不怕公開承認,「2005年的個人醫療保健現款支出和1980年相比,高出了100多倍」;「病人自付費用增長之快,大大的超過了人均收入和全國醫療支出的增長額度」。

大陸某心臟病人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接受過兩次手術,「花費超過1萬5000美元,這個金額約5倍於中國的人均收入」。然而,政府卻只負擔其中的60%,他手術後需要的藥物和氧氣,政府是完全不負責的。還有親歷者發帖稱,「在看病過程中,醫保的門檻設得非常多」;「一萬多塊錢的費用只報了一千多塊錢」;「這些限制給老百姓看病造成了很大困難」。

可見,中國人要只靠醫保卡,是看不好病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那位男青年要求女方父母有醫保,雖不過份,但解決不了任何現實難題。當然,這只是針對普通的大陸男青年來說的,不包括高幹子弟。

多年前,大陸有專家披露,「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他們屬於公費醫療體系,司局級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費的」。此外,中共官方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在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當80%的公共醫療費用都花在了「黨政幹部」的身上時,老百姓不就得為自己的求醫問藥買單嗎?難怪有專家透露,「他們(高幹)中的一些人不願意給老百姓免費醫療」。

2003年,《當代中國研究》有文章指出了中國官民在醫療上的懸殊待遇,「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權城市」;「中國(醫療)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

中共獨裁之下,能在醫療上享受特權的除了高幹之外,還有不斷充實著官僚隊伍的公務員。2013年,中國各地的公費醫療改革可謂是雷聲大、雨點小。不少陸媒撰文指出,「公費醫療改革之後,公務員群體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原因在於公共財政為其提供了補貼」。而這樣做,只是為了「確保公務員群體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

由此不難看出,「公費醫療」和「免費醫療」真是水火不相容。無法相容的原因顯然就是,一枚硬幣不能掰開兩半花。公共財政既然取之於民,就該屬於國民,而非權貴所私有。中共集團一旦挪為己用,那就是貪贓枉法、非奸即盜。

然而,這個盜賊搶了錢不說,還假惺惺的施捨。中共給國民報銷的那點醫藥費,很快就能從醫藥價格的一漲再漲中找補回來。最終人們發現,沒醫保卡還好點,一拿醫保卡,醫院會讓你花得更多。假如那位相親的小伙兒明白這個道理,想必也就不會提甚麼醫保卡的事兒了。說不定,還能成就一段好姻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