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日本大阪G20峰會的五大議題都讓位給習特會,最大的成果如我數天前在《G20習特會將有甚麼「成果」?》預測的一樣,中美雙方同意重回談判桌,這讓與會的18個國家鬆了一口氣:至少美國(2020)大選結束前的一年多以內,中美貿易戰不會再有大的波瀾。至於美國是否能夠達成目標,有可能完成剩下的10%與否,不是這些國家考慮的問題。

重回談判桌,知識產權仍是難啃的硬核桃

在大阪峰會召開前夕的6月26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說,美國和中國的貿易協議「大約90%」已經完成。不過,這是姆努欽今年第四次發佈類似宣示,此前,他已經於4月3日、5月7日、6月9日三次宣佈「完成了90%」。

這聽起來似乎接近完成的「成績單」,就因為那10%的條款,讓中國在今年5月拂袖而去,離開談判桌,導致美國對價值兩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追加關稅,兩國貿易戰直線升溫,對全球經濟構成了威脅,讓世界各國尤其是G20大部份成員國惶惶不安。

這10%有多重要?想想那個被廣泛引用的「二八原則」就會明白:一個條款、一個組織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那80%的內容或人,而是那20%起決定作用。中美貿易協議談判的難點,不在那美國認為完成了的90%的協議,而是那10%。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中美雙方努力達成的協議草案包含六個主題:強制技術移轉與網絡犯罪、知識產權、服務、貨幣、農業與非關稅貿易壁壘。除知識產權之外,其餘的五個主題就是姆努欽多次聲稱「已經完成的90%」,剩下的那10%,就是美國要求美中雙方在中國開設「執法辦公室」監督協議執行成果,包含一旦中方毀約,美國需要有懲罰機制,比如加徵新的關稅。整個談判過程中,美國談判代表一直在尋求這份權利,但中國談判代表在這一問題上不願妥協。

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增加關稅導致經濟壓力加大,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這些都可以通過宣傳機器歸咎於美國,讓國人對美國玩國家怪罪遊戲。但同意開設執法辦公室,在中國就上升到領導人的政治責任層面,朝野都會認為是喪權辱國。

亞洲曾經成為西方殖民地,日本、中國、南韓等國家都有過這段歷史。二戰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殖民化被認為是亞非拉國家獨立的象徵。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南韓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當時南韓的外匯儲備只剩下可憐的39億美元。為渡難關,政府不得不在當年11月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了5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性貸款,代價是南韓的經濟政策必須接受IMF的干預和嚴厲監督。從此,南韓進入了「IMF時代」,南韓人將此視為奇恥大辱,在此後的三年內,除了努力改革,民間還發動捐金運動,力爭早日償還債務。2001年8月23日上午,南韓政府宣佈償還IMF最後一筆1.4億美元的貸款,告別「IMF時代」,金大中的政治聲望因此如日中天。

南韓的國際地位當時不過是「四小龍」之一,對IMF這種監管就如此深惡痛絕,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中國人普遍認為本國是世界老二,要與美國一爭雄長,中國(中共)政府還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這種心態之下,接受美國的監管,在國人眼中,簡直等同於袁世凱當年的二十一條。熟悉中國政治與中國人的心態,就知道習近平必定在這條上堅持到底。

美國為甚麼必須堅持?

一言以概之,就是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太重要,關係到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與美國在國際社會領先的科技地位,是美國的國力所係。

2016年10月4日,美國商務部、美國專利商標局以及經濟和統計管理局聯合發佈研究報告《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2016(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US Economy:2016 Update)》,指出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至少為美國提供了4500萬個就業機會,產業貢獻超過6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總量的38.2%。該報告識別了81個廣泛採用專利、著作權以及商標權保護的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包括軟件出版業、錄音產業、音頻和影片設備製造業、有線電視和其他訂閱節目、表演藝術公司以及廣播電視。這些產業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就業機會約佔美國所有產業的30%。

上述報告清楚地顯示了保護知識產權對美國極其重要。這就是特朗普總統上任前後反覆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並反覆指責中國(中共)偷竊美國知識產權帶來巨大損失的原因。

2017年6月19日,由彼得·納瓦羅領導的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發表了一份報告,列舉了中國(中共)的六類經濟侵略戰略,並針對第五項(從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獲得關鍵技術與知識產權)和第六項(掌握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新興高科技產業以及國防工業技術)「戰略」詳細列舉了中國(中共)5類(27種)相關行為、政策或做法:(1)盜竊或通過網絡竊取技術與知識產權;(2)通過強迫或侵入性監管手段,強制轉讓或披露技術和知識產權;(3)施加經濟壓力脅迫技術與知識產權轉移;(4)信息收集;(5)國家資助以獲取技術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報告指出,一項研究發現,盜版軟件和假冒商品每年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可高達6000億美元,其中大部份來自於中國的仿冒與剽竊。

就在G20峰會召開的第一天,美國軍事出版商Defense One主辦了一場討論會,司法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德默斯說,在司法部所處理的外國政府主導的網絡盜竊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國政府行為,「從這些案件中你可以看到(中國)有組織、資源配備充足、從上至下的行動。他們使用政府情報機構用來針對外國政府機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來盜竊商業機密,以便提升自己的產能。」多位與會的美國政府官員指出,北京主導的網絡和知識產權盜竊行為不限於商業目的。

知識產權之爭的意識形態化

毫無疑問,目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面。也因此,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體系,為企業和個人從無形的想法和創造中獲得有形收益提供了法律基礎。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的影響貫穿始終:為發明和創造提供激勵,保護創新者避免未經授權的複製,促進技術市場的垂直專業化,為創新金融投資創造平台,通過兼併、收購和IPOs上市支持創業和增長,使得基於許可的技術商業模式成為可能,並為技術轉讓和技術交易提供更有效的市場。在中國加入WTO之前,整個世界都認可這套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也加入了不少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條約。

但是,在世界經濟這張牌桌上,自從多了中國這個角兒,隨著中國地位逐年上升,規則這種約束完全成了橡皮筋。但對知識產權保護進行挑戰的,還有一大票站在發展中國家立場上話事的全球主義者中的左派,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權在知識產權上搭便車。比如,一些反對保護知識產權的人士認為,過度的大範圍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影響創新和限制競爭。他們強調:知識產權其實是在保護世界上那些主意不斷、享有專利的富有國家防範貧窮的國家。這類理論非常符合中國、印度(藥品仿冒大國)這類國家的要求。

在貿易戰初期,發達國家雖然期望美國能夠迫使中國(中共)遵守WTO的相關約束,但最後發現美國洗牌也傷及了自身利益,比如美墨關係、美英關係、美俄關係基本都發生了一些讓這些國家不愉快的變化,於是極希望重回克林頓時期奠定的美國主導並承擔主要義務的全球化格局。因此,對中國(中共)侵犯知識產權一事,不少國家並不在意,只有澳洲總理莫裏森在6月26日在悉尼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表示,中國應該實施經濟改革,以結束正在破壞全球經濟的中美貿易戰,並針對性地指出「強制技術轉讓是不公平的。竊取知識產權是不正當的。」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29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他如何定義美中關係,是戰略夥伴?競爭者?還是敵人?特朗普說美中應該是能夠互相幫助的戰略夥伴。許多媒體抓住「戰略夥伴」這個詞大作文章,獨獨忽視了特朗普這句話有「if」這個條件前置詞,引導的是幾個關鍵條件,「如果我們最終能達成正確的協議,……如果北京能開放,……」,在特朗普總統眼中,正確的協議就是北京承諾解決偷竊知識產權和結構性改革,即中美之間未談成的那10%。可以預見,這10%的未完成協議,只有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內才有可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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