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4日,陝西《延安日報》報社一片混亂,不僅忙著刪除一則報道,而且竭力要追回當日發行的《延安日報》。原來在當日頭版頭條的「延安5•23音樂節盛大開幕」報道中出現了眾多錯誤:陝西省常委、延安市委書記徐新榮在致辭時稱,正是在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冼星海等藝術家才創作出了如《黃河大合唱》這般「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

另一個致辭的教育部藝術委員會秘書長曹瑛的發言稿則更為搞笑,也點出了徐新榮出醜的原因:「77年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80年前,慷慨激昂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

原來,《黃河大合唱》是1939年創作的,而毛的講話則是在1942年。兩個中共官員在捧臭腳的時候,卻不小心讓毛穿越了三年,去指導冼星海等人。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雖然極有可能是秘書們的漫不經心讓兩個官員丟了臉,但他們又何嘗不是漫不經心?或者說根本就不把中共的黨史放在心上。這樣的中共官員在八千萬黨員中絕對不是少數。

兩個官員在出醜後是否會被中共處理,並不值得關心,筆者倒覺得在中共一再推動紅色旅遊的大背景下,應該說說被中共洗腦後,對所謂「紅色聖地」延安頂禮膜拜的中國人不知道的發生在那裏的一些事情。

中共在1935年北上逃跑,最終在陝北落腳後,就將延安當成了其盤踞的根據地,直到1949年竊取政權後進入北京。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中共是七分發展,兩分打國民黨,一分抗日,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記。

一、毛利用延安整風運動, 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為文革做預演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簡單來說,就是在毛1942年發表若干講話後,中共開始了在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即審查幹部作風。

在這場運動中,毛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黨史,將有礙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蔣委員長」的文字刪除;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使用流氓語言,批判其他中共留過蘇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稱他們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

而在運動中,中共還採用了欺騙恐嚇、詐騙口供和酷刑折磨、刑訊逼供等手段,使不少人屈打成招。據說,當時偌大的延安城,晚上聽不到一點聲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通過整風運動,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張聞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當時的延安就響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吹捧毛的《東方紅》也是那時改編的。

此外,整風運動中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後來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不過,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也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和中共還為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齷齪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爐灶」、採取激烈手段在達到目的後道歉等。

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中共其後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至登峰造極。

延安整風運動,深思時刻的場景。
延安整風運動,深思時刻的場景。

二、中共在延安種鴉片,並通過毒販 賣給國統區,戕害中國人

中共為了獲取資金,喪盡天良在延安秘密種植鴉片,中共宣傳的所謂「大生產運動」和中國人熟知的那曲「花籃裏花兒香」,其實說的就是種鴉片。而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任弼時,在當時任鴉片專員;那個被毛說成其死「重於泰山」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也是死於燒製鴉片。

關於這段歷史,蘇聯和台灣的秘密檔案均有記載。而5月2日,海外明慧網的一篇題為「老伯終生保密的故事」更披露了一個不見於史書、但卻令人震撼的真相,那就是七十多年前為中共效力、幫助延安販賣鴉片的所有毒販,在中共竊取政權後,全部被秘密處死。這位老伯是一個地區販煙土的負責人。他所謂的「特殊任務」就是把延安轉來的煙土批發給毒販販賣,賺取銀元,用於招兵買馬。

三、中共的特權制度始於延安,當時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各級掌握權力的官員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在現有條件下,獲取物質上的享受,而這樣的特供制度伴隨著中共進駐北京更加變本加厲,直到現在已完全超過了普通人的想像。

當時畢業於北大、受到中共宣傳吸引的王實味,來到延安後,發現了許多與宣傳不一致的地方,並寫下了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一組雜文《野百合花》。在文章中,他除了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外,還直言不諱地批評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

他感嘆道,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王實味披露的應該是中共最早的特供制度。據說,當時延安有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官員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另據大陸《南方週末》2014年4月23日的《蕭軍不滿延安等級制度致信毛澤東》一文,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的作家蕭軍,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觀察,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產生了很多憤慨與不滿。例如,嚴格的等級制,導致了革命者之間生活水平的極大差異: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總吃小米粥、窩窩頭,營養不足且吃不飽;機關總務人員常有西安搞來的香菸與食品享受,等等。

其後因妻子分娩,1941年6月24日他在醫院聽到了更多醜惡的事情:「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的存在原來到處一樣……」

四、中共媒體在延安炮製了不少謊言

2013年,延安曾遭到暴雨的侵襲,被中共視為「革命聖地」的象徵之一的清涼山也因被雨水侵襲受損、垮塌,這個地方正是當年包括新華通訊社、《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延安新華廣播電台、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中央印刷廠等在內的新聞機構的所在地。

彼時,中共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高聲歌頌過美國的民主萬歲,還承諾要給中國人民主,要實行憲政,並保證絕不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喉舌忠實地將這一切傳遞給了世人。同時,中共的這些媒體還不遺餘力地打擊國民黨。

可是,直至今天,中國人看到的是中共對美國民主的謾罵,並且剝奪了中國人民在民國時期尚存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並推行一黨獨裁,而黨媒則轉而為中共獨裁吶喊、助威。

五、在中國過年期間 洗腦始於延安時期

大陸人都知道,中共每年「春節」都少不了對中共和其黨魁的吹捧,並通過文藝形式對中國人洗腦,而這開始於延安時期。2017年大陸《學習時報》的文章《延安時期的紅色過年》透露了端倪。

文章稱中共要「將新思想的宣傳教育與傳統民俗民風相結合」,推動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輸。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是改變年畫和對聯。傳統年畫以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將為主角,門神以鍾馗、秦瓊、尉遲恭為主。1938年年初,中共魯藝的匠人們創作包含中共宣傳思想的木刻年畫《五穀豐登》、《保衛家鄉》,並發給農家張貼,開始了新年畫的創作並逐步推廣擴大。

1942年,魯藝美術部成立年畫研究組,創作更多年畫,內容以稱頌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同時展現「邊區軍民的新風貌」等。

而對聯的內容則多以抗日戰爭和現實生活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舊歲;民主政治過新年;過新年堅持抗戰到底;除舊歲反對妥協投降。有牛有地有勞動家家足食;自種自紡自織布個個豐衣」等,無不滲透著中共的宣傳。

據文章稱,1947年,當中共中央離開延安時,中共打造的年畫和春聯已取代了傳統的年畫和對聯,當地百姓被徹徹底底洗腦了。

其次是改變傳統秧歌的內涵。在陝北地區,打社火、鬧秧歌、說書、唱酒麴等等,是歡慶節日或婚喪嫁娶中廣為運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鬧秧歌是傳統新年娛樂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共則通過「新秧歌運動」,在內容上加以改造,比如創作了「新秧歌」《擁軍花鼓》、《兄妹開荒》、《搖花籃》、《白毛女》等。

中共就這樣一點點地改變著人們的傳統觀念,在不知不覺中,延安民眾接受了中共的宣傳。到1944年過年時,延安的工廠、部隊、學校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家之多,上演了150餘個節目。而這樣的洗腦,在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全面展開。

結語

看看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為,人們不難發現,其與中共今日之所為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同樣充斥著欺騙、罪惡、無恥,而那些膜拜延安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該清醒並遠離中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