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任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5月29日正式結束了對「通俄門」（或「間諜門」）的調查時，他的陳述為各類對他背後意圖的猜測敞開了大門。
在前聯邦檢察官西德尼鮑威爾（Sidney Powell）看來，穆勒對他調查報告的評論，凌駕於法治和無罪推定原則之上，公然把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已經定論的、沒有證據證明特朗普總統妨礙司法的結論，變成有罪推定——即在證明無罪之前就是有罪的。
紐約英文版大紀元高級編輯揚耶基萊克（Jan Jekielek），在「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的時事訪談節目中，對鮑威爾做了專訪。鮑威爾是《許可的謊言：暴露司法部的腐敗》一書的作者。她是第五巡迴法院500多件上訴案的首席檢察官，她被她德克薩斯州的同行們評為「超級律師」。
在這次訪談中，他們討論了穆勒在5月29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的影響，為何最近司法部（DOJ）決定不起訴一位連續洩密者和司法部的腐敗現象，以及如何糾正這些錯誤等問題。
耶基萊克：你在2014年寫了《許可的謊言：暴露司法部的腐敗》這本書，也許你很早就對（司法部的）腐敗有清醒的認識，這使你成為了這些問題的專家。
最近，穆勒提出辭職，並召開了一個新聞發佈會。很多人對此都有很多話要說。我相信你也是這樣。你是怎麼想的？
鮑威爾：我對穆勒的新聞發佈會非常失望。我出版了這本書，希望能夠結束司法部的腐敗，以便人們可以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恰恰相反，情況卻變得更糟，正如穆勒的新聞發佈會所證明的那樣，他其實是凌駕於法治和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之上的——徹底顛覆了無罪推定原則，把負擔壓在總統身上——讓他去證明他是無辜的，而不是讓政府來承擔這個負擔，讓他們在合理的懷疑之外、甚至是起訴的可能原因之外，去證明有罪，而他們顯然沒有（合理的懷疑或起訴的可能原因）。
事實上，你所要做的，就是去看穆勒報告的第二卷的第9頁。應該是第二段，開始討論他們是如何在一般案件中談論法律……在一般案件中可能與阻礙司法相關的法律。想要知道這些，就意味著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來指控美國總統，甚至在他還不是美國總統的時候也不行。
你不能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然後拿出來一份長達248頁的抹黑策略——而這正是報告第二卷的內容，然後再去討論可能相關的法規。
或者你是明顯違反了聯邦法規，或者你沒有違法，這才是穆勒報告裏應該說的一切——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特朗普總統）違反了阻礙聯邦司法法律的證據。 耶基萊克：那麼，他們是如何凌駕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上的？
鮑威爾：我們的整個法律系統依賴於無罪推定（即假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是無辜的），這是無罪推定的一般概念。然後，穆勒反而說……你有確切的引述嗎？
耶基萊克：有，這段令我不安的引語是這樣說的：「如果我們對總統顯然沒有犯罪的說法有信心，那麼我們就已經這麼說了。」
鮑威爾：那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在那裏說，我們必須明確地對總統沒有犯罪這個問題很滿意，我們才會這麼說。這不是無罪推定，是政府有責任在合理懷疑某人犯了罪之後來證明它。
事實上，在你起訴某人之前，至少作為一名有10年經驗的聯邦檢察官，在全美國三個地區的9名不同的美國律師之下，我接受教導、同時也教導過其他人：如果你沒有堅實的案例（證據），那就不要把某個人的生活顛倒過來，從根本上毀掉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家人的生活——僅僅是因為你想要把別人搞掉自己獲得成功，或者想在報紙上出名，或者其它甚麼。
除非他們真的犯了罪並且你也確定他們這樣做了，並且確定就是這個人，否則決不能對某人提出指控。因此，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優秀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提出指控之前，都會在早期階段採用超出合理懷疑的標準。我的意思是，我想確定誰是犯罪的那個人、我還想確定這是一個真正的犯罪行為。
我不會把不同法規中的一些部份拼湊起來，把不是有罪的東西來編造成罪行，或者乾脆就像韋斯曼（Weissmann）的著名做法那樣，試圖擴大法律範圍，以達到把沒有犯罪的行為定為犯罪行為。
這樣的情況在穆勒報告中也有很多，甚至在穆勒的評論中，都談到把他們看到的任何阻礙或事情，當成阻礙司法來反對特朗普總統。這太荒謬了。在這裏你就有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確實在毀滅證據，把她的電腦進行系統性的清理，並在她的房子裏放火焚燒服務器和其它東西。那才是在妨礙司法；那才是在破壞證據。
但有人說「強硬」並不是在妨礙司法公正，但這是在穆勒報告中列出的、可能阻礙司法公正的行為之一。你不會在兩年的調查結束時，再談論可能相關的法規。如果你無法在那段時間裏決定並查看所有的證據、確定那些事情是明顯的違規行為，那麼你應該說的是：這裏沒有違規行為，我們不會提出指控。 耶基萊克：在我們所處的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氣氛中，穆勒在本次新聞發佈會上、當世界上所有的眼睛——可能不僅僅是美國人的眼睛——都聚焦在他身上的時候，他說出這一點的顯著用意，你是如何看待的？
鮑威爾：這會導致嚴重分歧。沒有比這更具分裂性的了。他現在甚至會把律師分開。我敢肯定有些律師非常討厭這位總統，我不明白為甚麼。我知道人們不同意某些政策，但實際上，法律就是法律，無論誰執政。
而我們在過去15年、或20年間見證的事實，是雙重標準的罕見崛起，民主黨人即使是明確的犯罪也沒事，而共和黨人，實際上卻在一些甚至是捏造的事情上，被針對和起訴，使他們的生活被摧毀。這是促使我寫這本書的部份原因。
安達信（Arthur Andersen）是一家令人尊敬的、擁有75年歷史的會計師事務所，是會計領域的黃金標準，但它被一個故意捏造的罪行摧毀了，只能在三年之後，才由最高法院一致決定，推翻了原來的判決。
當人們在談論安達信公司時，好像唯一的問題是陪審團的指示消除了其犯罪意圖，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安達信案件中真正的犯罪是起草起訴書——起訴書把兩部不同法規的一些部份拼湊起來，然後把不是犯罪的東西編造成犯罪，並故意摧毀這家公司，因為他們知道那就是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公司的倒閉）使與之相關的85,000個工作崗位消失了。 耶基萊克：那麼，這是一種政治化的局面嗎？這就是你所認為的、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嗎？
鮑威爾：我想是的。 耶基萊克：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這種事情的開端。
鮑威爾：是的。 耶基萊克：黨派關係在其中……
鮑威爾：那是布殊時期的司法部，但是他們授權摧毀安達信，知道這等於對安達信處以死刑。安達信代表了2,500家上市公司。因此，當他們在幕後工作以避免市場動盪時，他們把起訴書封存了一個星期，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起訴書開封，安達信就死定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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