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當年曾經歷及有份報道六四事件的60位新聞工作者一同撰寫了《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並於昨日(3日)舉行新書發佈會,部份作者分享當年經歷。

六四事件踏入30周年之際,由多位資深傳媒人籌備半年,邀請共60位當時在海內外身歷其境及進行報道的記者,分別以短片及書籍形式覆述塵封的往事。在短片方面,30位曾直接採訪六四事件的記者講解經歷,製成發佈《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系列影片,當中近半曾留守北京至六四當晚。

記者第一身經歷

昨日在新書發佈會及作者分享會上,主辦者之一、新書編輯委員會成員張結鳳表示,雖然過去已有不少對當年的憶述及回顧,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收到的稿件當中「有新料」,部份原因可能現在是說出真相的時機,例如1989年時任《星島日報》記者的蔡淑芳,當年與學生一起撤退、是最後一位離開天安門紀念碑的記者:「她現在才拿出來她當時拍到軍隊射向紀念碑發出火光的照片,很震撼。」還有當年任職《新晚報》記者司徒元,當時採訪學運領袖之一周勇軍,講述當年學生應怎麼撤退的問題,把當年採訪的錄音帶找出來,現在才發表出來。

她強調每位記者都以親身的經歷,更加細節將個人的感受及反思寫出來。比較特別的是,過往很少發聲的攝影記者,今次有八位講述自己的經歷。另外還有多位已移居海外的記者,也在書中留墨。張結鳳並強調書中60位記者皆以真實姓名撰文,她笑言除了陶傑及尊子是用筆名,因為用真名沒有認識他們。

當年為無綫電視記者的陳慧兒坦言,新書遇到不少困難,如部份人撰文時需尋找30年前照片、錄音,重組記憶花了不少時間,也有潛在作者因不同原因拒絕供稿,但她認為「今次不寫就無機會」,要好好珍惜。她特別提到1989時任亞洲電視攝影師勞家輝。勞在短片中憶述當年在香港採訪百萬人大遊行,及後來在北京,六四夜與ATV同事在天安門廣場公廁頂拍攝軍隊清場的驚險及悲痛。陳慧兒說勞拍完片後痛哭一場,好像從當中釋放出來。

對於近日有聲音指天安門廣場並無人死亡,當時任職《百姓》半月刊記者的張結鳳透露,六四事件發生時她在現場採訪,並在天安門城樓受槍傷,見證有學生被軍人亂槍射死。

作為書本作者之一的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對「六四真相研究組」聯合召集人張家敏周日(2日)在城市論壇上稱當年有民運人士屠殺解放軍的言論感不滿,他直言對此說法不能接受,批評「好離譜」。

新書今日(4日)將在維園燭光晚會發售,楊健興表示,未來會在樓上書店發售。

程翔: 中共本質未變

資深傳媒人程翔認為,改革開放並未觸及中共的核心本質。(李逸/大紀元)
資深傳媒人程翔認為,改革開放並未觸及中共的核心本質。(李逸/大紀元)

1989年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透過短片,述說八九民運與中國開放改革的前因後果。他指當年五月,中共總理李鵬宣佈戒嚴令後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的剎那展現人性光輝。

他會上表示,當年在6月3日被報社急調回港處理報務,但之前在北京工作7、8年的時間目睹中共改革開放受到的保守派的反擊,已預料「一場暴亂」是無可避免。

他在距離六四鎮壓的前半年曾與被喻為「民運黑手」的陳子明有場辯論,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會否捲土重來」。他認為改革開放的深度及廣度,不足以令文化大革命永遠不會發生。「陳子明是縱向去比較,他比較八十年代和以前中國更加專制的時代,所以認為改革開放沒可能再令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但我從一個外邊的人去看,我就會看到中國在88年的時候,那個政權的本質,還是沒怎麼改。」

他認為,當時已進行10年的改革開放並未觸及中共政權的核心,「當時88年底,我自己已經感覺到由於保守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反撲,我已經感覺到可能會是一場動亂的開始。」

程翔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他比較兩者時提到一個共同點:「中國的政治就是說當一個領導人,作一個錯誤的決定的時候,體制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這種錯誤。」他補充說,2012年,溫家寶在他最後一次記者會的時候,正是回應了這一點:「他說中國是政治改革滯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是會隨時捲土重來。現在事實上發展是印證了這種觀點。」

程翔認為,雖然六四學生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力在東歐出現意想不到的效果,促進了東歐柏林圍牆的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