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4、有重要利用價值而被中共採取懷柔政策

在國學大師中,還有一種情況,因為其人對中共有重要利用價值,而被中共採取懷柔政策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陳寅恪。

陳寅恪不僅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最為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當時中國在世界上聞名遐邇的幾個學者之一。

陳寅恪通曉二十幾種文字,能夠用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文字撰寫論文;而且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

36歲時他即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還邀請其赴英作特別講座。

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這在當時是一種相當高的榮譽。史學家傅斯年曾如此評價道:「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中共佔領大陸後,沒有去成英國的陳寅恪受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博士之邀,任該校教授。此時的他業已雙目失明。1952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他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

陳寅恪全家福。( 網絡圖片)
陳寅恪全家福。( 網絡圖片)

1953年10月,在毛澤東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

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範文瀾均馬上赴任,唯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揣著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已被中共思想改造過來的汪籛勸說自己的恩師接受委任,但陳寅恪卻表示,不再認同汪籛為自己的學生。他告訴汪籛:「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

「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

「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對於兩位「大人物」的書信,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此後,陳寅恪雖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書記陶鑄的關照下,在中山大學度過了一段還算平靜的生活。但是當1966年大鳴大放開始時,中山大學的造反派們將矛頭對準了這位早已雙目失明的老人。

陳寅恪幾次被抄家,和妻子屢屢遭毆打,陳家中甚至身體上都貼滿大字報,紅衛兵故意把幾隻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後,以至使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他,一聽見喇叭聲就嚇得尿褲子,造反派卻還不甘心,進而將高音喇叭乾脆綁到其床頭。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終年80歲。應了其「共產之鬼」的預言。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陳寅恪妻子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馮友蘭

5、被中共逼迫無奈放棄自我

一代國學大師馮友蘭。(網絡圖片)
一代國學大師馮友蘭。(網絡圖片)

還有一些國學大師,在中共的逼迫和淫威下,無奈之下放棄自我的,其代表人物是馮友蘭。

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1920年1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師從杜威。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次年博士論文出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之前,馮友蘭曾兩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高層往來密切。1942年起數次前往重慶為國民黨幹部授課。

1943年以西南聯大黨部名義,致函蔣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蔣閱信「為之動容淚下」。1945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馮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但隨著國共內戰中國民黨的失敗,馮友蘭也迅速轉向,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10月5日馮友蘭即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

面對馮友蘭的「低眉順眼的認錯態度」,毛澤東毫不留面,除了在回信認定了馮「過去犯過錯誤」,並告誡其「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這已然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

此後,馮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在國內外數次公開表示自己的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並「對40年代所寫的幾本書懺悔」。

並經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勢的舉動,如「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而相繼寫出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1955年參加批判胡適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動;1962年第三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後向毛澤東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

但他的「反省」與「獻媚」並沒有為他的命運帶來轉機。1966年「文革」開始,馮被抄家關入「牛棚」,直至1968年方才脫離。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從舊營壘裏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個回馬槍」,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後又著《論孔丘》一書,為江青集團效力。

這些書文中,馮稱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

1949年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

馮積極向江青靠攏,然1976年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也遭長時間關押審查。1990年11月26日,馮友蘭死於北京,96歲。(待續)◇

馮友蘭晚年與女兒合影。( 網絡圖片)
馮友蘭晚年與女兒合影。( 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