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個多月前,世界上誰也不知道劉建的這60卷底片、超過2000張的照片,那上面記錄著30年前一段共產黨的罪惡歷史。他沒有告訴父母、沒有告訴妻子和孩子、沒有告訴任何人,甚至連他自己都忘記了這些底片的存在。

年年都有6月4號。每一個六四隨著時間的推移顯得越來越遙遠。劉建說,在中國,人們都不願意提及六四這件事情,政府希望人們忘記,人們自己也在遺忘。

2019年的六四不同尋常,因為劉建來到了美國,自由的微風把他塵封的記憶吹開了一條縫。當他意識到,今年是1989年6月4日那個凌晨,中共血腥鎮壓學生愛國運動30周年的時候,他忽然記起,在那段已經被他刻意深埋在心靈深處的50天的時間裏,他曾經拍過大量的照片。

那些底片還在嗎?放在哪兒了?找到了還能成像嗎?讓他沒有想到的是,2個月後,當那一大堆佈滿灰塵的膠卷放在他眼前的時候,不但底片都能掃瞄出清晰的圖片來,而且帶給他的是和30年前同樣的衝擊和震撼。往事像潮水一般向他湧來,他想起了畫面背後那一串串驚心動魄的故事。

那裏有像沸騰的海洋一般的天安門廣場;那裏是一張張帶著嬰兒肥的稚氣的青春臉龐,他們沒有手機和愛豆(idol,偶像),卻有著愛國赤子的火熱胸膛;那是今天年齡在50歲上下的一代中國人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是他們曾經期盼過、奮鬥過、最後獻出生命和鮮血的、曇花一現的自由時光……還有,在那之後的,突然的斷片,和冰冷的死亡。

1989年學運期間,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部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合照。(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部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合照。(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的絕食學生。(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的絕食學生。(Jian Liu提供)

劉建的最後幾張照片,是5、6張他拍攝於復興門旁邊一個小醫院裏的學生屍體。

「6月4號早晨我是隨著人群進入這裏面的,這醫院很小,是水利部下屬的一個醫院。」他說,「我拍的這些人是算完整的,子彈是打在身上的,不是打在腦袋上的,另一個房間裏的都太慘了,我沒敢再拍。」

他當時19歲,除了給親友送葬,看過那些安詳的逝者之外,他從來沒有見過死人,更別說被機槍打得殘肢斷臂,或者被坦克車壓扁了的死人。

「我完全是懵的,像做噩夢一樣!誰能想像,在一個和平時期,學生為了民主運動,向政府去諫言,希望把國家建設好,他們真能動手,能動到子彈和槍,包括野戰軍隊進來?!」

「這個軍隊是老百姓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它把槍對著老百姓,打成這樣!我腦子一片空白。從理論上、知識上、常識上和做人的道理上面都解釋不通——這不是人類的行為!」

「周圍的人在破口大罵:禽獸不如啊,禽獸不如!」

劉建在不時傳來的砰砰砰的槍聲中,一溜煙跑回了家。

「這是最後的幾張照片,後來(北京)就是純軍事化了,我就躲避了,再也不敢拍了。」

他說,後來政府就開始收繳相關的證據,那時候相機很普及,很多人拍的底片送照相館去沖洗後都沒有下文了,也沒人敢去要回來。他估計80%的六四照片是這個時候消失的。

劉建因為是做專業攝影的,可以自己沖洗,就沒有把底片拿出去,而是藏起來了,一藏就是30年。「後來我想起來這些膠卷也就那麼三五次吧,後20年我把這事情全忘記了,因為國內都把它叫做『六四動亂』」。

1989年六四期間,人民日報記者在天安門遊行。(Jian Liu提供)
1989年六四期間,人民日報記者在天安門遊行。(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Jian Liu提供)

中共洗腦下主動地忘記

劉建從4月16日中央美院製作出胡耀邦的畫像開始拍照,一直到6月4日早晨的水利醫院停屍房為止,一共拍攝了2000多張照片,完整地記錄了1989年學生運動的始末,其中包括了一些別人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比如426社論之後,學生4月27日大遊行的時候,長安街上支持學生的市民太多了,多得地上站不下,有人就爬到樹上、牆上、路牌上。劉建的一些照片拍的就是這樣的情景。

說起當時市民激動的心情,30年後的劉建似乎又激動起來。「當時倒爺的象徵就是三輪車,他們晚上有三輪車車隊,幾百輛啊,還有幾百輛的電單車,那種場面,真是激動人心啊。」

1989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遊行的電單車隊。(Jian Liu提供)
1989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遊行的電單車隊。(Jian Liu提供)

劉建說,他經歷過那段沒有共產黨統治的社會,「警察全都沒有了,都是學生在維持,手拉手把道路騰出來,沒有小偷,沒有犯罪;市民都支持學生,提供飲料的、食品的、夜晚穿的衣服的……」

而今,當年那些為中國的自由挺身而出的人在哪裏?

劉建說,共產黨最注重的就是宣傳:給不知道的人謊言洗腦,讓你覺得形勢一片大好;給知道真相的人製造恐怖,外加「連坐」,不能讓你一人做事一人當,你的親朋好友都要受牽連。

同時,它鼓勵你拚命賺錢:「別想別的,就想怎麼掙錢吧!多做點生意啊,常回家看看啊,孝敬父母啊……有各種好吃的、好玩的、熱熱鬧鬧的事情,想辦法到處旅遊、享受奢華生活,只要你不關心政治。」

他說,他自己也是天天想著去掙錢,打理公司的事情,多找一些機會,和政府部門找一些關係,拿到一些項目,買房啊,股票啊……「國內的人天天想的就是這些事情,在國內我就是一個代表。」

上到高官、明星,下到小老百姓,都沒有言論自由,出國旅遊連法輪功真相資料也不敢接。

「這就是共產黨的謊言治國,恐懼治國,讓你產生恐懼,你不能反抗。」對於六四?「我們在國內已經忘卻了,真的忘卻了。不光共產黨希望人們忘卻這件事情,中國人在這種洗腦環境下,也主動去忘。這是特別可悲的事情。」

1989年學運期間,北京師範學院的遊行學生。(Jian Liu提供)
1989年學運期間,北京師範學院的遊行學生。(Jian Liu提供)

1989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的三輪車伕。(Jian Liu提供)
1989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的三輪車伕。(Jian Liu提供)

為了後代不忘記

劉建2016年到美國之後,開始接觸自由資訊。去年年底他看新聞,有人說中國「逢九必變」,其中就提到八九年六四。

有一天他在飯桌上問女兒:「你知道六四嗎?」

「甚麼六四?」女兒反問。

劉建當時非常震驚,對於他這個六四親歷者來說,「六四」根本不是一組數字了,它是一個固有名詞,代表著一段歷史,可是女兒連這個名詞都不知道。

當時女兒的同學也在場,是一個號稱「學霸」的孩子,他一問,也不知「六四」為何物。劉建於是又打電話問國內一些朋友的孩子,竟然沒有一個知道六四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殺人的歷史的!

那麼多的人為了中國的自由犧牲了生命啊,天安門還在,親歷的人們都還在啊,中國年輕人卻都不知道了!「我非常震驚,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才過去30年,人們怎麼都不知道了呢?」

他覺得這很可怕,他想起了那些照片,那些共產黨不讓人知道的,希望隨著時間消失的東西。

「我真的慶幸我有這些東西,這些照片就像我買東西時留下的收據和發票一樣,我有義務拿出來,讓這些歷史的東西發揮它的作用!讓孩子們,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段歷史發生了甚麼,學生是怎麼樣的,社會是怎麼樣的,市民、甚至軍人是怎麼樣的……我有圖有真相。」

他說,現在想起來,當年的學生很溫和,也沒有反對共產黨,而共產黨的頭子鄧小平要「殺20萬人保20年(共產黨統治的)穩定」,動用軍隊來鎮壓。「我要告訴大家:不能忘了這件事情!」

想起那些膠卷之後,讓他最擔心的就是:還能找到嗎?他託人在他的底片箱子中找了半個月,才翻出了這2000多張底片。更沒想到的是,時隔30年,底片上的圖像依舊清晰。

1989年六四期間,雨中在天安門廣場堅守的學生們。(Jian Liu提供)
1989年六四期間,雨中在天安門廣場堅守的學生們。(Jian Liu提供)

看著照片上躺在醫院停屍房地上的年輕人,劉建說:「他們只不過比我站在前面一些,他們就躺在那裏了,就支離破碎啊,我要是再往前一步,我也是躺在地上的人……」

以前他總說,「共產黨沒迫害過我。」來美國這幾年,他的思想變了。

現在他認識到,他也是受害者。他說,共產黨用洗腦教育讓人自我遺忘,或者說自我放棄;它不僅讓你忘掉它殺人的歷史,它還讓你忘記追求理想,追求正義,讓你是非不分,讓你失去靈魂,這還不是迫害嗎?

在國內,你想做一個正直的人都難。「你公平競爭是掙不到錢的,你是沒有出頭之日的,你只有跟共產黨合作,和它栓在一條船上,和它共同作惡,它才讓你得到一些小恩小惠……這真的是迫害得自己都不知道!」

這不邪惡嗎?劉建說:「共產黨是一個邪惡的政權,一個邪惡的幽靈,它是對人類文明最大的威脅。」那些天真的希望幫助中共經濟搞起來,之後它就能夠自動向自由社會轉型的西方國家也看到了,中共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現在是人們覺醒的時候了,必須起來阻止它邪惡的膨脹!」

劉建決定,把手中的歷史照片貢獻出來,委託《大紀元》發表。

劉建說,他之所以選擇《大紀元》,是美國的朋友告訴他:中共的海外維穩和大外宣滲透很強。

「你找不對人的話,你會很危險。」朋友告訴他,「只有在《大紀元》,你才能最安全地做這件事情,你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和他們合作。」

「其實我的照片只是共產黨罪證的一小部份,一小部份,一小部份。」劉建說,「真正的東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