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看清中共本質 遠走他鄉的國學大師

還有一些國學大師,看清了中共的本質,在大陸淪陷於中共之前,遠走他鄉。這些人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傅斯年和錢穆等。

胡適

1948年底,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搶救」的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共產黨方面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祕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胡適回答:「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據時任北大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我到校長辦公室找胡適,商談甚麼問題。忽然撞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夜裏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著國民黨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並派專機迎接。胡適臨行前,派人勸好友、輔仁大學校長、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陳垣同機飛南京,陳垣不從。不但陳垣不從,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這一拒絕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

1951年,中共為了加強對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胡思杜違心的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

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黨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

早在1919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對於蔣介石將中共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舉措,胡適是非常贊成的。他在撰寫的文章或演講中就表示:「蔣介石進行清黨的舉動……是站得住的。」「我們不反對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亂(註:指中共叛亂)。」「國內不統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要之舉動。」

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舉行談判,蔣介石提出縮編中共的軍隊,胡適致電毛澤東要求中共「痛下決心,放棄武力」。

中共挑起內戰後,胡適以國民大會主席的身份領銜提出《戡亂條例》,並對記者稱,中共比日軍更壞,「我的家鄉抗戰八年未遭破壞,而共產黨佔領三日,即洗劫一空。」

1950年,胡適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認為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在共產黨的管制之下是沒有自由的。

傅斯年

追隨蔣介石到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網絡圖片)
追隨蔣介石到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網絡圖片)

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訪問,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為了紀念傅斯年,台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在史學領域很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錢穆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錢穆在1949年選擇離開大陸,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

「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

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待續)◇ 

錢穆在1949年選擇離開大陸,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網絡圖片)
錢穆在1949年選擇離開大陸,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