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起,中共就開始籌備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並制定了2014-2020年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該體系目前正在試點城市進行測試,並計劃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這個表面上是為了給中國社會帶來更多誠信的社會信用體系(SCS)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系統,為甚麼還未正式實施就遭到了各方的質疑和批評?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去年10月對華政策演講時,批評這個系統是「奧威爾式體制」。他表示,「中國防火長城」越建越高,嚴重限制中國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到2020年,中國(中共)統治者的目標是實施一個奧威爾式體制(Orwellian system),旨在控制人民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即所謂的「社會信用分數」。

最近,位於澳洲悉尼的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其網站發表了一篇由古麗扎‧海斯亞庫珀格路(Gulizar Haciyakupoglu)博士和吳尚蘇(Wu Shang-Su)博士共同撰寫的文章,對中共的社會信用體系進行了學術探討。

文章指出,問題是這個中共社會信用體系將如何改變中國社會,尤其是如何解決它同時可能帶來的全新形式的不平等?

用「信用」劃分人群 實施控制手段

社會信用體系是由中共引入的一個以獎懲為動力的社會管理體系。信用評分高的人可以獲得額外津貼,並可以優先享受某些服務。信用評分低的人可能會失去獲得一系列服務的機會,包括出國旅遊和優質教育。

目前,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在省市級政府的監督下在試點城市營運,並由商業企業來管理。

德國烏茲堡大學教授安曉波(Bjorn Alpermann)認為,從目前的試點來看,中共的這個社會信用體系遠超過財務訊息範圍,違反交通規則、違反公共道德、兒女未定期探望父母,甚至批評政府的記錄都可能放入評估系統。

根據中共國家發改委的資訊,光在2017年,就有615萬人被列入黑名單,根據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資料,截至2018年4月底,有1,054.2萬人次失去信用,被限制購買飛機票1,114.1 萬人次,並阻止了425萬人次購買火車票。

美聯社報道,在這個「社會信用系統」下,人們可能會被禁止旅行、從事商業活動,限制受教育機會等。上黑名單的公司可能會失去政府合同或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社會信用系統」是中共利用數據計算、人工智能和其它技術來追蹤和控制中國公眾的一個方面。

滋生黑市 催生社會不公平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更有可能獲得社會信用體系提供的獎勵並獲得收益。學者們認為,高收入和頻繁消費的人可能獲得更高的信用評分。

此外,社會信用市場不能安全地避免被操縱。可以增加社會信用體系得分的黑市服務已經被發現。雖然當局可能不需要太長時間來辨認這些服務,但操縱分數的新方法將不可避免地湧現。那些有足夠收入的人可能會利用這些黑市服務。同時,社會信用系統可能獎勵現有的財務優勢,然後這些獎勵反過來再進入黑市。

到了社會信用體系的第二代用戶,這樣的分化可能會加深,因為低分者的孩子必須克服父母得分的負擔,才能增加他們在信用系統中的分數。

社會人群重新分類 矛盾加深

中國的儒家思想和數千年的帝王統治在共產黨到來之前塑造了中國社會的結構。例如,儒家將職業分為四大類,即「四民分業」:士、農、工、商。中共後來發動了各種運動來破壞這種社會分工的傳統文化。

但是,中共繼續以其它方式將社會人群進行分類,比如「黑五類」。鄧小平所謂的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出現了更多的分類,比如黨員與非黨員、官員與民眾,戶籍主義也在中國社會被保留。

信用體系挑戰信用 不透明引不滿

社會信用體系會帶來怎樣的透明度,及其對中共最高級別政府官員行為的監督如何進行,這些依然存在疑問。

同時,公眾參與和政治高層的利益可能被證明是不相容的。標準的差異可能最終導致民眾對系統感到不安。此外,社會信用體系可以成為中共不同派別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重要工具。社會信用體系可能給予一些當權者足夠的情報來對付他們的對手。社會信用體系還可能暴露官員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如果暴露的錯誤行為沒有得到公正的懲罰,腐敗繼續存在,民眾對官員和社會信用體系的信任會減少。

從長遠來看,評分系統的不透明也可能引起不信任和不滿。塞韋林‧恩格爾曼(Severin Engelmann)及其同事和吉尼亞‧考斯特卡(Genia Kostka)的研究都涉及評分系統的問題。考斯特卡的抽樣調查研究表明,缺乏透明度、黑市活動提高信用分數的斷言,這些可能會挑戰社會信任系統的合法性,並引起公眾的不滿。

全中國範圍內實施社會信用體系是一項巨大的工程,這可以說是建立在空前的監視基礎上的模式。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在中國各地的鋪開,不平等和營運衝突將有可能出現,對體系的信任、民眾之間的彼此信任也都將因此受到挑戰。

彭斯表示,「中國(中共)已建立起一個無可匹敵的監控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