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已經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引起群眾大規模的悼念，繼而演變為中共掌權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及最後大批學生及平民慘被血腥屠殺的六四事件，至今我仍無法忘懷。

當年我在理工學院任教，5月初學生們已開始陸續組織起來，聲援北京學生，但校內的教職員則遲遲沒有行動。北京民運每一天的發展，不停在掀動我的內心，於是我主動接觸理工教職員協會，建議我們要為北京學生出一份力。我的建議獲得支持，教職員協會更決定成立「關注中國小組」。小組當時大概有7、8個成員（令人感觸及感動的是，當中包括兩名外籍教員），其中一個便是任教中文的凌友詩。我們開始組織遊行、集會，以及邀請熟悉中共局勢的專家及學者到校內演講等活動，整個校園一時間鬧得熱烘烘。

凌友詩十分投入小組的活動，由於她的中文較好，很多中文方面的文書工作，都需要她代勞。當時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正直敢言、熱愛民主的年輕知識份子。每談到中共多年來在國內的倒行逆施，無不表現得義憤填胸，有時更情不自禁地痛罵中共，反共的情操溢於言表。六四屠殺後，校內一片愁雲慘霧，但我們仍繼續舉辦了一些座談會，希望在這最低沉的時刻，多思索一下中國的未來。

我在當年7月離開理工學院，但仍有與凌友詩保持聯絡。她表示希望繼續深造，讓自己可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儘一份力，後來也進入了港大修讀政治博士課程。我還記得，她曾說要與胡鞍鋼看齊。

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關注中國小組」成員相約一同聚餐及參加維園晚會，凌友詩也有出席。她表示已加入中央政策組工作，也向上司承諾不會參與政治集會，所以用膳完畢後便先行離去。當時她稱雖然拿了博士學位，但卻很難找到工作，加入中央政策組也有些無可奈何。這是她的個人選擇，我也不置可否。之後也曾在不同場合碰到她，但也只是閑談兩句。

日前從報章得悉她以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兩會期間「慷概發言」，引發網民熱議。台灣當局更指她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決議對其罰款新台幣50萬元，並可能註銷其台灣戶籍。但凌友詩態度強硬，毫無悔意。

凌友詩的改變一時令我難以接受，是甚麼驅使她拋棄良知，甘心被中共利用作為統戰工具？是金錢、權力或虛名嗎？假如她有機會看到這篇文章，希望她可以給我一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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