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撰稿人張彥長期關注中國宗教議題,更曾因報道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致死,獲普利策新聞獎。張彥日前到台灣時表示,他的母親是非常虔誠基督徒,所以他對宗教信仰特別感興趣,並提到中國社會議題近年受到西方關注。

2000年4月20日,《華爾街日報》頭版刊登了駐京記者張彥(Ian Johnson)的專題報道:「直到最後的日子陳女士仍說,修煉法輪功是一項權利」,他披露了山東濰坊首例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震驚世界。

2000年4月至12月,張彥從中國陸續發表一系列採訪稿件。2001年他因為報道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而獲得了普立茲獎。

據中央社報道,張彥在1984到1985年期間,以學生身份在北京生活一年。隨後1986年到台灣學習中文兩年,接著於1994年至2001年間擔任《華爾街日報》記者,派駐中國大陸。

不同於大多數西方記者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他更聚焦在西方記者較難融入的「宗教議題」。

他近期到台灣發表新書,並受訪表示,1990年代左右,西方社會較關注中西方制度差異,因此報道、著作都聚焦在宏觀的政治、經濟層面;但隨著西方社會對中國政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越來越多西方記者開始關注社會議題。

公知改變中國 張彥:我感到樂觀

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張彥表示,不少體制內的公共知識份子仍持續思考如何改變中國,因此他對中國的社會轉變感到樂觀,資料照。(中央社)
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張彥表示,不少體制內的公共知識份子仍持續思考如何改變中國,因此他對中國的社會轉變感到樂觀,資料照。(中央社)

談起關注中國宗教議題的原因,張彥坦言「我的母親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所以我對宗教信仰特別感興趣」。張彥曾在2001年因法輪功報道晉身普利獎俱樂部。

他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則完整記錄採訪維權律師、上訪農民、還有法輪功學員的過程,其中也不乏他險遭逮捕的經歷。

但他認為,身為一個西方記者在中國從事這類採訪,「大不了就是被遣返回國」,最重要的是「不要給受訪者添麻煩」。「很多受訪者沒有這樣的意識,像上訪農民甚至會高舉身份證要記者拍攝,你必須懂得保護他們」,甚至在必要時「別再與你的受訪者聯絡」,這是西方記者在中國採訪必須懂得拿捏的分寸與責任。

張彥也提到,他對中國的社會轉變感到樂觀。縱使中共的社會控制沒有趨緩跡象,但不少體制內的公共知識份子仍持續思考如何改變中國;此外,隨著經濟改善中國的民眾開始藉由宗教信仰追求心靈與道德的提升,這些對整體社會勢必有良好的影響。

張彥報道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被迫害致死

2000年4月20日,《華爾街日報》頭版刊登了專題報道:「直到最後的日子陳女士仍說,修煉法輪功是一項權利」,這是張彥系列採訪的第一篇,披露了山東濰坊首例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震驚世界。

陳子秀是一名退休職工,1999年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陳子秀不放棄信仰。2000年2月17日,因去北京證實大法,她在濰坊火車站被非法劫持、拘禁在濰城城關街道辦事處強制轉化。

在4天時間裏,她受到流氓暴徒的毒打、折磨,21日早上被活活打死,時年59歲。

通過採訪其家人、朋友和囚犯們,以及從監獄裏偷帶出的同監室人所寫的兩份陳述,張彥重建了陳子秀在最後日子裏的故事。以下內容選自境外媒體的相關編譯報道。

「濰坊的官員告訴陳女士,中央告訴他們,為了剷除法輪功,『怎麼都不過份』。」

「據目擊者說城關街委會的官員們用塑膠棍棒打她的腿、腳、後背下方,並用趕牛用的刺棒打她的頸部。和她同一獄室的人說,那些人不停地吼叫著要她放棄(修煉)法輪功並咒罵李先生,每一次,陳女士都拒絕了。」

「據陳女士的朋友回憶,在去世前2天,當濰坊市政府官員在那空蕩蕩的水泥囚室裏審問她,陳女士問道,『為甚麼我們不能煉我們的(法輪功)?』」

「22日,張女士(陳子秀之女)和她兄弟被帶到了當地醫院,醫院也被警察包圍。……在屋子牆角的一個袋子裏,張女士說她看到了母親沾滿血跡、被扯破的衣服,還有沾著污跡的內衣。她的小腿瘀黑,背上有6英吋長的鞭痕,牙齒裂開,耳朵腫大青紫。當天,醫院出了一份報告,報告說陳女士是自然死亡。該醫院拒絕對此事評論。」

「與此同時,北京官方對所有監獄虐待證言的立場是:沒有法輪功修煉者在拘留期間受到過虐待。」

2000年張彥在艱難的情況下、冒著極大的風險完成了多篇法輪功學員採訪報道。他曾交替使用多個手機和傳呼機,經常每天步行或騎車幾個小時。在調查陳子秀一案期間,他被監視、跟蹤,還收到過恐嚇電話,有一次甚至被拘捕。一天半夜,他悄悄地離開監視之下的北京住所,乘坐汽車和火車到達幾百公里以外的濰坊市……。

《華爾街日報》執行編輯Paul E. Steiger曾評論說:「這是一個面對強大的警察反對報道的壓力,以勇氣和決心,通過敏銳有力的筆法將一個故事報道出來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