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通過「一帶一路」開始投資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之前,日本是該地區的最大的融資來源。

專家說,目前雖然北京對東南亞國家的基建投資金額超過日本,但是東京在該地區經濟和商業的聲譽及影響力均優於中共。

CNBC報道,日本跨國企業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投資始於1970年代晚期,東京政府則是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海外基礎建設藍圖,七國集團(G7)和經合組織(OECD)稱之為「優質基礎設施」的典型代表。

通過基建項目 日本幫助東南亞人民脫貧

日本政府推動的基建藍圖除了改善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物流外,同時還符合了高安全性、有利環境、可靠性和包容性等標準。例如,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對越南提供的基建貸款,提升了該國的公路和港口建設質量、增加農村家庭的收入、協助該國人民擺脫貧困,及提高工作效率。

反觀中共當局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被外界廣泛批評是北京實現其全球擴張野心的平台。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重建亞洲項目(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高級研究員兼主任強納森·希爾曼(Jonathan Hillman)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所建設的基建項目幾乎沒有為投資當地創造任何正面影響。

希爾曼在報告中針對「一帶一路」項目提出一連串引人深省的問題:「這個支出幫助了最需要協助的人嗎?」「它會是可行的項目或是尾大不掉的累贅?」以及「它是有價值或者破壞價值的項目?」

日本重視在地參與、透明及打擊腐敗

多位專家表示,日本企業和東京政府相關機構在海外建設的鐵路、通訊網絡和農業發展等基礎設施,都對當地受益者提供相當重要的技術培訓和教育,有助於促進東京與投資當地國政府的友誼。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政府去年11月表示,將幫助東南亞國家在五年內培養8萬名製造業和數字行業專家,作為該國在該地區推動智慧城市建設計劃的一部份。

相比之下,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東南亞國家,經常抱怨這個項目欠缺與當地的連結,批評許多中共主導的建築工程都是從中國進口大量材料和勞工,而不是和當地企業合作,運用在地資源及人力。

此外,「一帶一路」項目涉及腐敗問題。《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道,中共官員同意浮報在馬來西亞基礎設施項目的成本。

希爾曼本周在一份報告中說,如何避免一帶一路衍生的腐敗問題,北京可以「向東京取經」。

「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86年被迫流亡時,當地媒體揭露了涉及數十家日本公司的腐敗醜聞,讓東京政府感到十分尷尬,並決心推動改革,引入更高透明度及更公開競爭的制度,最終出台了日本第一個援助憲章。」該報告說。

日本提供可持續的融資

東京的海外融資被普遍視為是更可靠的借貸。日本「對外貿易組織」(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附屬機構「發展中經濟體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2018年發表一份報告說,與中共國家支持的基建項目相比,日本的項目「更具彈性」,因其擁有「大量的資金支持來源」。

該報告說,許多日本基建項目得到三菱、豐田、任天堂及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的支持,這些私營公司正在推動東南亞經濟整合,並且了解加強與該地區民間關係的重要性。

反觀中共「一帶一路」項目的資金來源,希爾曼說,中國最大的數家銀行通常僅在承包商被選中後才公開基建項目,但是很少發佈貸款條件,並且執行速度緩慢,此等做法無助於取得投資當地國對「一帶一路」項目的信任。

近幾個月某些國家取消與中共的「一帶一路」項目,或者要求重新談判。巴基斯坦當地媒體Dawn今年一月報道,巴基斯坦去年八月上任的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已正式告知北京,該國沒有興趣建設Rahim Yar Khan電廠,並要求從「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簡稱CPEC)清單中刪除該項目。

「一帶一路」是中共的「債務外交」

有些西方國家指控中共藉由「一帶一路」項目,讓其它國家落入債務陷阱,而債務國不得不出讓其基礎設施的股權,以期償還債務,中共形同取得了相關基礎設施的控制權。

舉例來說,斯里蘭卡政府無法償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工程所積欠中共的龐大債務,只得把港口以99年期限租給中共政府持有80%股份的一家中國公司。

美國華府智囊「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在去年發佈的報告指出,中共「一帶一路」項目讓印度鄰近的至少8個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其背後可能有政治意圖。

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表示,「北京可能擅於做出好大喜功的承諾,東京則是腳踏實地實現承諾,並且在這方面發揮了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