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以來,北京女孩張佩已自殺三次;2018年12月11日後,西安大學城的不少學生陷入深深的惶恐;2012年薄熙來案發,胡錦濤因案情披露出的一個細節而震驚;2013年底北京市國安局局長落馬後,習近平震怒不已。從草根百姓到中共總書記,他們身份迥異,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私隱被侵犯的受害者。

2018年12月11日,華商報、澎湃新聞等陸媒報道說,有市民爆料西安城北大學城內一家酒店,插座裏暗藏錄像頭,正對著床,已拍了1200個約14G影片。市民已經報警。該酒店毗鄰多所大學,平日生意不錯,周末經常爆滿,得提前預訂。爆料人稱已在派出所內看過偷拍影片,「最擔心已經在網絡上傳播了。」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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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成禍 14億中國人無私隱

最近在大陸網絡流傳的網文《別脫衣,床邊有個錄像頭》,講述了北京女孩張佩的遭遇。

2018年2月裏的一天,成為張佩的夢魘。那一天她與男友在酒店夜宿,遭偷拍且影片在中國的黃色網站上傳播。男友在壓力下與她分手。10個月內,她三次自殺,未遂。文章稱在中國,和張佩有類似遭遇的女孩,已經多到無法估算。

2018年10月,一對在某長租公寓住了半年的夫妻,意外發現床邊插座裏竟藏有錄像頭,在看不到的第三隻眼面前,他們直播了半年夫妻生活。另一對夫婦2017年新年期間住進一家五星好評的民宿,結果他們震驚地發現,面積僅20平的房間裏,竟然安裝了3個隱秘的錄像頭。

中國大陸旅館房間裏的煙霧報警器中暗藏的針孔錄像頭(網絡截圖)
中國大陸旅館房間裏的煙霧報警器中暗藏的針孔錄像頭(網絡截圖)

在網絡上,有個檢查房間內是否有錄像頭的四步曲,廣為流傳:關燈——打開手機相機——如果發現紅點——說明有錄像頭。

然而如今的錄像頭,早已更新換代,針孔改為隱形,無光夜視只是標配,即使斷電也能續航24小時或更久。技術發展讓偷拍幾乎無跡可尋。

偷拍之禍多年來在中國越演越烈。中共黨媒2017年甚至發微博,「教育」民眾哪些場所容易被偷拍,哪些物品容易被裝錄像頭。然而黨媒的「教育」反而更讓人疑神疑鬼:不管甚麼地方,都能隱藏針孔錄像頭;不管甚麼東西,看著都像針孔錄像頭。

中共黨媒「教育」民眾防範偷拍的示意圖(網絡截圖)
中共黨媒「教育」民眾防範偷拍的示意圖(網絡截圖)

該文揭示了一個可怕真相:偷拍,令14億中國人再無私隱。

從商場、公車這類公共場所到租房、酒店等私隱場合,從細微難察的針孔錄像頭到無跡可尋的隱形錄像頭,偷拍這種陰暗行為,在大陸越演越烈,已強行滲入中國人的公眾生活,演變為民眾厭惡但只能無奈忍受的禍害。

中共官場偷拍成風

而且,不僅僅是升斗小民、中共權貴們,甚至最高層亦難逃被偷拍(或竊聽)。

2012年王立軍出逃美使館後,美國轉交給中共關於薄熙來密謀政變的證據,揭示出薄熙來曾經對胡錦濤等中共高層實施竊聽。

2013年底北京市國安局局長梁克落馬,被披露曾奉周永康之命,對習近平、李克強等高層進行竊聽。

2015年1月國安部副部長馬建落馬後,被披露曾策劃主導偷拍前北京副市長劉志華的淫亂影片,以及曾主導對習近平等高層進行竊聽監控。

從薄熙來、周永康,到最近被判無期的馬建,這些落馬高官不但揭開了中共內部貪腐、墮落和生死相搏的殘酷真相,同時也牽扯出中共官場上的「偷拍風」。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曾報道過一個震撼性的故事,一個叫齊紅的男子從上百名中共官員的汽車、辦公室、臥房先後拆出三百多個竊聽偷拍器材。最密集時,一周內拆出四十多個。

齊紅稱,為防止被暗算,大陸官場現在流行在桑拿房談交易,大家赤裸相見,可以最大限度減少被抓把柄的機會。官員與商人交談前,也要相互擁抱,藉以查驗對方有沒有帶竊聽裝置。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記者郎菲特(Frank Langfitt)與齊紅交談過。他花三十五美元買了一套簡單的竊聽器偵測裝置。他在一個朋友的辦公室裏試用了該裝置。五分鐘時間裏,他在檯燈、幾部電話和傳真機裏發現了若干竊聽器。

無論是官場盛行的偷拍之風,還是民眾痛恨的偷拍之禍,都映射出一個沉重的事實:在全世界監控最嚴密的中國社會,從升斗小民到最高掌權者,都無法保護自己的私隱。

偷拍在中國為何成災

偷拍,侵犯他人私隱,輕則損名,重則害命。中國社會對於偷拍現象,多年來已展開許多討論。

然而在中共黨文化洗腦和輿論控制下,中國社會對於偷拍這種侵犯私隱的行為,大致有兩種觀點:

第一,偷拍是為滿足人的陰暗心理,因為有利可圖,所以會形成偷拍產業鏈;第二,其它國家也有偷拍,全世界都一樣,所以中國的偷拍之禍無解,只能人人自危。

只是,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中國,偷拍肆虐的背後,的確存在利益需求;更深層的原因也確實是為滿足一些人的陰暗心理,甚至淫邪慾望。然而,中國大陸與其它國家,不一樣。

在外國,哪怕是在陸媒最常提起的南韓,偷拍雖然存在,的確也有人以此牟利;然而整體社會環境,從文化到司法都是抵制、打擊這種侵犯私隱的不道德行為。

但在中國大陸,偷拍不再是人人為恥的陰暗行為,不再是個別人偷偷摸摸的舉動,而是催生出了有著龐大需求的、滲透整個社會的產業鏈。

甚至於偷拍(或竊聽)在中國不僅衍生出產業鏈,更是變異形成一種病態的「特務文化」。從政府官員到平民百姓,當內無道德律己、外無法律威懾時,無論是出於窺秘、淫邪或權鬥等何種慾望,人人都可能為之。

如果說,中共通過系統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將中國推入全民搶錢、放縱情慾、腐敗透頂的時代,是在悄無聲息地打開偷拍(侵犯他人私隱)的慾望大門,那麼中共「與民為敵」的體制和「法治」,就是明火執仗地為偷拍推波助瀾。

最典型的例證,就在於偷拍的官方和民間稱呼上。在中共統治下,偷拍是基於民眾角度的說法,在官方應該叫做「監控」,而且還有許多冠冕堂皇的名字,例如「天網工程」、 「雪亮工程」、「平安城市」等等。

中共監控(偷拍、竊聽)民眾的「平安城市」計劃,早在2017年就已在全國部署了逾1.7億個錄像頭;其中公安部門直接掌握的「天網」錄像頭就有2000萬個。中共甚至還定下「宏大」的監控目標:2020年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

中共欲實現對民眾無所不在的監控,意味著中共要最大程度的剝奪中國人的私隱權。在這種大環境下,偷拍為何在大陸成災,不言而喻。

中共除了用「各國都有偷拍」的輿論宣傳,為這種特務文化變相洗白之外,更多的還是用司法為偷拍開路,在大陸營造出一個默許,甚至縱容偷拍的病態社會環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