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北京《法制晚報》等四家報紙紛紛停刊,其背後原因令外界關注。專家分析中共新年大開殺戒停報的背後原因,主要是中共的加緊輿論管控,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因素。

2018年12月31日,《北京晨報》首頁向讀者發出「北京晨報明起休刊」的通知。《法制晚報》則早在12月1日就發佈公告,於2019年1月1日起休刊,稱「向新媒體領域進軍」。

在北京,2019年停刊的報業還有《京郊日報》、《北京文摘》。加上一年前,《京華時報》停刊,這令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受眾唏噓不已。「現在的每天北京本地的日報,應該只有《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和《新京報》了,而且都越來越薄了。」一位北京網友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停刊的報紙被指是「黨報集團下面的市場化報紙」。《法制晚報》為《北京青年報》旗下報紙,曾是北京發行量排前三的報紙。《北京晨報》也曾在創刊之初,廣告收入破億,3年後接近兩億。

2018年,北京被指成為報紙走向沒落的縮影。陸媒披露,去年初《渤海早報》《台州商報》《湘潭晚報》等十多家報紙休刊;去年下半年,又有《新疆都市報》《淮南晚報》《西部商報》等近20家報紙相繼停刊。遼瀋地區發行量最大的《華商晨報》也在2018年年末停刊。

中共加緊言論管控

對於導致這些官媒停刊的原因,旅美政論家胡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其實這些報紙本來都是官方媒體,本來講的話、寫的東西都是很注意和中共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當中共中央進一步收縮言論管控,那他們能夠說話的空間只能大大縮小。

胡平指出,這些官媒關門,有的可能是經濟原因,有的就是因為這個媒體影響比較大,讓官方不喜歡。

他舉例說,比如《法制晚報》,在法律界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就表現在司法上,而司法是最後一道屏障。「談法制的報紙,因為報紙總要登一些社會上不符合法制的現象,給出一定的批評,當局現在越收越縮,這種空間就越來越小。」

「所以哪怕你是官方的媒體,到頭來你也不討人喜歡,你又不敢登出真正有意思的報道或文章,而上級領導也對它不喜歡,總覺得你是個惹是非的,可能引起是非的東西,所以它們受到的打擊是最大的。」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認為,媒體倒閉潮有多種因素,但其中輿論控制現在非常厲害,所以它不需要那麼多媒體,尤其是自由派的媒體。

石藏山指出,中宣部動不動就下個所謂的「精神」,辦報紙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稍微大一點的事情,必須按照新華社的通稿。而缺乏自由發揮的空間,令媒體的經營更加困難。

石藏山還說,「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現在中共的理論宣傳、輿論政策『左轉』地非常厲害,所以中共黨內偏向自由派的一批人可能空間更小,因為他們以前是依靠自由討論和發一些灰色地帶和擦邊球來生存,現在這個全部卡死了以後,他們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他強調,這跟中共現在的政策也有關係,「維護高層權威,媒體會進入一個非常難受的時代。」

傳媒業整體遭遇寒冬

石藏山認為媒體關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因為網絡的衝擊,這兩三年整個產業也非常糟糕。他說,「北京的動作如果放在一個大的背景裏看,這是一個趨勢,最近這二三年已經停了好多家報紙了,據說停了七八十家,包括都市報、晚報、晨報,辦不下去。」

他認為,「宣傳部門給錢當然是給機關報,像《北京日報》,不會撥款其它的地方。其它晨報、都市報、晚報基本都是要自負盈虧的。所以當然這批就全倒了。」」

華商晨報社社長、總編輯劉慶在日前的隨筆文章中也寫道,「不僅僅是紙媒遇到問題,傳媒業整體艱難」。對於「這張報紙消失的全過程」,「那些決策者們是不會有內疚感的,他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